明伦堂内，四百名学子屏息凝神。
李逸尘站在讲台上，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
“增量？”
刘简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他不明白。
郑虔也不明白。
他方才提出“从工程里砍”的想法，已经觉得自己很大胆了。
可李逸尘说那只是“存量调整”，有限度。
现在又说“增量”？
什么是增量？
长孙无忌坐在前排，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胡须。
他隐约猜到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
房玄龄的身体微微前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逸尘。
李承乾坐在太子位上，面色平静，但握着扶手的手指微微收紧。
李逸尘没有卖关子。
“所谓增量，就是让县衙自己能增收的钱变多。”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郑虔身上。
“郑虔的想法，是把朝廷工程的钱挪给县衙。这是把已经做好的饼切一块给县衙。”
“朝廷的饼就那么大，切一块给县衙，其他地方就少一块。这能解决问题，但有限度，而且阻力大。”
“那增量的饼从哪里来？”
李逸尘自问自答。
“从两个地方来。一是把现有的饼做得更大，二是做新的饼。”
“把现有的饼做得更大，就是让县衙的税收增加。”
“做新的饼，就是让县衙有新的财源。”
明伦堂内安静了一瞬。
税收增加？
刘简下意识地皱眉。
他出身寒微，对“税收增加”这个词本能地有些警惕。
税收增加，不就是加税吗？
加税，百姓怎么办？
但李逸尘接下来的话，让他愣住了。
“诸位不要一听到‘税收增加’就想到加税。”
李逸尘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税收增加，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税率，二是让交税的人变多，让能收税的钱财来源变多。”
“提高税率，就是让百姓多交钱。这条路，走不通。”
“贞观以来，陛下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百姓负担已经降到很低。再提高税率，就是与民争利，会动摇国本。”
“但让交税的人变多，让能收税的钱财来源变多，是另一回事。”
李逸尘看向众人。
“比方说，一个县，本来有一百户人家，每户每年交十文钱。县衙一年收税一千文。”
“如果能让那些不交税的人也交税——比如那些不在籍的流民、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那些手艺好的工匠——交税的人变成一百五十户，每户还是交十文，县衙一年就能收一千五百文。”
“这就是让交税的人变多。”
“再比方说，一个县，本来只有种田的人交税。但如果能想办法让做生意的人也交税、让工匠也交税、让那些跑买卖的人也交税，能收税的钱财来源就变多了。”
“这就是让能收税的钱财来源变多。”
“这两个，都是把现有的饼做得更大。不是让百姓多交，而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产业，按照规矩交税。”
刘简愣住了。
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
他以为税收就是朝廷定的那个数，百姓交完就完事。
但李逸尘说的，是让“交税的人”变多，让“能收税的钱财来源”变多。
郑虔眼睛亮了。
他出身荥阳郑氏，家中经营产业，对“让更多的人交税”这个概念，比刘简敏感得多。
“李师的意思是，把那些现在不交税的人，也纳入进来？”
李逸尘点头。
“对。但不是硬来，是要讲规矩。那些人现在不交税，要么是因为不在籍，要么是因为朝廷管不到，要么是因为觉得交税没好处。”
“如果能把他们纳入管理，让他们也承担合理的税赋，同时又让他们享受到交税的好处。”
“比如，交税的可以在县衙打官司、可以让孩子上县学、遇到难处县衙会管，他们就会愿意交税。”
“这样，交税的人变多了，县衙的收入就能增加。”
郑虔深吸一口气。
他隐约觉得，李逸尘说的，不只是“征税”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一套更复杂的逻辑。
但他一时想不透。
崔瑗开口了。
“李师，学生有一问。”
“讲。”
“让交税的人变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那些不在籍的人，为什么要主动登记？那些小商小贩，为什么要主动交税？他们不交，县衙能怎么办？”
李逸尘点头。
“好问题。”
他看向崔瑗。
“你说得对，让交税的人变多，不是下一道令就能做到的。需要让百姓觉得，登记了、交税了，有好处；不登记、不交税，有坏处。”
“好处是什么？比如，登记在籍的，可以享受县衙的某些帮助。”
“孩子可以上县学，生病可以求县衙帮助，遇到纠纷县衙会主持公道。这些好处，是那些不在籍的人享受不到的。”
“坏处是什么？比如，没有登记的，不能在县城买房置地，不能参与某些生意，甚至不能在县衙打官司。”
“这些坏处，会让他们自己掂量，到底是登记划算，还是不登记划算。”
“这需要县衙有能力提供这些好处和坏处。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建成的，但可以慢慢做。”
崔瑗若有所思。
刘简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李师，学生还有一问。”
李逸尘看向他。
刘简道。
“让交税的人变多，确实能让县衙收入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能有多快？一年能增加多少？十年能增加多少？”
“长安县现在缺口两千七百贯，靠这个办法，几年能补上？”
李逸尘没有直接回答。
他看着刘简，忽然问了一个问题。
“刘简，你觉得，一个县的税收，有没有一个顶？是不是收得越多越好？”
刘简一愣。
“顶？”
“对。是不是收的越多，就越好？”
刘简下意识道：“当然......不对。”
他忽然停住了。
李逸尘的嘴角微微扬起。
“你意识到问题了？”
刘简沉默。
他确实意识到问题了。
收得越多越好，这个直觉是错的。
如果收得太狠，百姓负担不起，就会逃税、抗税，甚至弃地逃亡。
税收反而会减少。
但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深入想过。
李逸尘转向众人。
“诸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假设一个县，有一百户人家。每户人家一年能挣一百文钱。”
“如果县衙收十文钱的税，每户交十文，一百户交一千文。百姓觉得能接受，都留下来。”
“如果县衙收二十文钱的税，每户交二十文，一百户交两千文。百姓咬咬牙也能接受，也都留下来。”
“如果县衙收三十文钱的税，每户交三十文，一百户交三千文。百姓开始觉得重，但还能勉强支撑，也都留下来。”
“如果县衙收四十文钱的税，每户交四十文，一百户交四千文。”
“但这时候，有十户人家觉得太重了，干脆逃走了，搬到别的地方去。”
“剩下九十户，每户交四十文，税收总额是三千六百文。”
“虽然每户交的税多了，但交税的人少了，税收总额只增加了六百文。”
“如果县衙收五十文钱的税，又有二十户人家逃走。剩下七十户，每户交五十文，税收总额三千五百文。比四十文的时候还少了一百文。”
李逸尘顿了顿。
“那么，有没有一个数，在这个数上，税收总额最高？”
“比如，三十文的时候，税收总额三千文。四十文的时候，税收总额三千六百文。五十文的时候，税收总额三千五百文。”
“那么，四十文，就是这个县的‘最合适的数’。”
明伦堂内，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个例子太简单了，简单到每个人都能听懂。
但道理太深刻了，深刻到每个人都在心里飞快地计算。
刘简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
一百户，十文，一千文。二十文，两千文。三十文，三千文。四十文，三千六百文。五十文，三千五百文。
四十文最高。
所以，四十文是最合适的。
他抬起头，眼中满是震惊。
他从来没有想过，税收竟然有这样一个规律。
不是收得越多越好，而是有一个“最合适的数”。
超过这个数，税收反而会减少。
郑虔也在算。
他出身世家，家中经营产业，对“东西太贵就卖不出去”有直观感受。
东西太贵，买的人就少。便宜一点，买的人多，赚的反而多。
这和税收的道理，何其相似！
崔瑗沉默着，但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
他在想，这个“最合适的数”，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
长孙无忌坐在前排，捻着胡须的手停住了。
他盯着李逸尘，眼神复杂。
这个年轻人，用最朴素的例子，讲出了最深刻的道理。
税额和税收之间，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
存在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税收最高。
过了这个点，税收反而会下降。
这个道理，他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得这么清楚。
他当然知道重税会逼民逃亡，知道前隋炀帝横征暴敛导致天下大乱。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现象，抽象成一个“规律”。
李逸尘用一百户人家、一百文钱的例子，就把这个规律讲得明明白白。
房玄龄缓缓闭上眼睛。
他的心中，正在掀起惊涛骇浪。
这个道理，太深刻了。
深刻到，它可以解释很多历史现象。
为什么前朝末年，百姓纷纷逃亡，田地荒芜，府库空虚？
不是因为百姓不想交税，是因为税太高了，交不起。
交不起，就逃。
逃的人多了，交税的人就少了。
交税的人少了，税收就少了。
为了弥补税收减少，朝廷又提高税额。
结果，更多人逃。
恶性循环，直到崩溃。
房玄龄睁开眼，看向李逸尘。
这个年轻人，不只是讲了一个税收规律。
他是在讲治国之道。
高士廉颤巍巍地站起身，又缓缓坐下。
他年事已高，经历过隋末乱世，亲眼见过那些逃亡的百姓、荒芜的田地。
他见过官府追缴税赋时的惨状，见过那些交不起税、卖儿鬻女的人家。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些惨状背后，有这样一个冷酷的规律。
税额不是越高越好。
超过某个数，朝廷得到的，反而更少。
而失去的，是民心。
岑文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想起自己读过的那些史书。
西汉文景之治，轻徭薄赋，三十税一。
百姓富足，府库充盈。
东汉末年，横征暴敛，十税其一。百姓逃亡，天下大乱。
隋炀帝时，征发无度，税赋沉重。结果，隋朝二世而亡。
这些历史，他读过无数遍。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现象，和“最合适的数”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李逸尘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把这些历史背后的逻辑，讲清楚了。
马周的手指微微颤抖。
他是真正从底层爬上来的，做过小吏，见过胥吏如何催税，见过百姓如何避税。
他知道，百姓不是不想交税，是真的交不起。
但朝廷要花钱，不交税不行。
这是个死结。
可李逸尘的这个“最合适的数”，让他看到了一条出路。
不是提高税额，而是让税额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数，让百姓能活下去，让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生产。
交税的人多了，税收总额反而可能增加。
这不是空想，这是算术。
褚遂良紧紧握着拳头，指甲几乎掐进掌心。
他想起自己那些直谏的奏疏，想起那些被驳回的建议。
他一直在说“轻徭薄赋”，但他说不清楚为什么。
现在他懂了。
轻徭薄赋，不只是仁政，更是明智。
让百姓活下去，让更多的人愿意生产，朝廷才能有长久的税收。
李承乾坐在那里，面色平静，但心中波澜起伏。
他想起了李逸尘之前和他讲过的那些道理。
博弈论、权衡之道、信用、锚定......
每一个都让他豁然开朗。
现在，又是税收。
他用一个例子，就把税额和税收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
李承乾忽然有一种感觉。
这个先生，不是在教他“怎么办”，而是在教他“怎么想”。
不是给他答案，而是给他看世界的眼睛。
明伦堂内，寂静持续了很久。
李逸尘没有催促。
他只是站在那里，等大家消化。
李逸尘终于开口说道：“这个‘最合适的数’，怎么定？每个县的情况不同，百姓的承受能力不同，这个数，会不会也不同？”
李逸尘给了大家思考的时间。
“最合适的数，不是固定的，而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
“同样的税额，在富庶的地方，百姓能承受。在贫瘠的地方，百姓可能就承受不了。”
“同样的税额，在丰年，百姓能承受。在灾年，百姓可能就承受不了。”
“所以，定这个数，需要调研，需要了解实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他顿了顿。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账里找规律，可以从相邻县的经验里找参考，可以先在一两个乡试，再慢慢推开。”
“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意识——知道税额不是越高越好，知道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数上。”
长孙无忌缓缓点头。
刘简坐在那里，脑中嗡嗡作响。
他想起自己家乡的那些农户，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交了租庸调，剩下的勉强糊口。
如果税额能降一点，他们就能多吃几顿饱饭。
如果交税的人能多一些，那些不交税的富户、商人、工匠，也能分担一些负担。
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那些“抑商”的主张，太简单了。
不是要打压商人，而是要让他们也按规矩交税。
这才是公平。
郑虔也在想。
他想起家中那些产业，每年要交多少税，又有多少可以“运作”的空间。
如果县衙能把这些“运作”的空间堵上，让所有人都按规矩交税，那县衙的收入，确实能增加不少。
而且，这种增加，不是靠提高税额，而是靠规范征收。
刘简之前说的那些“商人暴利”“不公平”，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崔瑗沉默着，但脑中思绪万千。
他想起自己之前提出的“预算制调整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现在他明白了。
少了“收入端”的思考。
他只想着怎么约束支出，却没想过怎么增加收入。
李逸尘讲的这个“最合适的数”，让他看到了另一条路。
县衙的支出要约束，但收入也可以增加。
两者并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李逸尘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再提问，便继续讲下去。
“让交税的人变多，让能收税的钱财来源变多，这是‘把现有的饼做得更大’的一种方式。”
“但做大饼，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方法。不能急，不能蛮干。”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办法？”
他看向众人。
“还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省着花。另一个，是朝廷给。”
“省着花，就是减少支出。我刚才讲的‘应急预备金’，就是省着花的一种方式——让县衙有灵活应对突发事务的空间，不用每次都要走繁琐的追加预算流程。”
“但省着花，不只是‘灵活应对’，更重要的是‘少花冤枉钱’。”
李逸尘顿了顿。
“县衙的钱，有多少是真正用在刀刃上的？有多少是花冤枉了的？”
“比如，修一段路，原本可以用青石，却用了更贵的花岗石。原本可以雇本地工匠，却雇了外地的。原本可以一次修完，却分三次修，每次都要重新筹备。”
“这些冤枉钱，每一点，都是可以省的。”
“如果能把冤枉钱省下来，县衙能用的钱，就能增加。”
他看向众人。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冤枉钱，都是小钱，省也省不了多少。”
“但诸位想一想，水滴石穿，聚沙成塔。长安县一年支出七千贯，如果能省下一成，就是七百贯。如果能省下两成，就是一千四百贯。”
“这比什么增量都来得快。”
刘简听得入神。
他想起自己家乡的县衙，那些破旧的房屋、漏雨的屋顶、残缺的用具。
如果能把冤枉钱省下来，修一修那些地方，该多好。
郑虔却在想另一个问题。
这些冤枉钱，是怎么花的？
是因为县衙没有监督，还是因为县衙没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