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圣明，正是此理。”
李逸尘肯定道，随即，他语气变得更为深沉。
“然而，殿下需谨记，这官营与民营的界限，并非金科玉律，一成不变。”
“哦？”李承乾露出感兴趣的神色，“此话怎讲？”
“此中关键，在于臣曾向殿下提及的生产力。”
李逸尘引导着太子的思路。
“随着技艺进步，工具改良，管理方法提升，这生产力是在不断变化的。”
“昔日需举国之力方能完成之事，他日或可由民间胜任。昔日无关紧要之物，他日或成国之命脉。”
李逸尘看着陷入深思的李承乾。
“故而，为君者，当有一双动态审视的眼。需时刻关注这生产力的变迁，审时度势，调整官营与民营之范围与方式。”
“该收紧时绝不手软，该放开时亦需有魄力。”
“一切之标准，在于是否利于国家长远之稳定，是否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是否利于亿兆生灵之福祉。”
他稍稍停顿，让话语的重量沉淀下去，然后缓缓道。
“此非权宜之计，实乃关乎国运兴衰的长久之道。殿下他日君临天下，于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李承乾深深吸了一口气。
“听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学生受教了！”
李承乾想起了一个问题，这正是他心中所虑。
“先生，那些已纳降，如之前商人所言，被安置在顺、祐、化等州的突厥降户，乃至零星为患的马贼。”
“朝廷待其不可谓不厚，赐予草场，税赋从轻，许其保有部落旧俗。”
“然其反复之性难驯，时有劫掠边民之事，甚至与塞外残部暗通款曲。
“学生在想，是否可以采取官营之策略。”
李逸尘摇了摇头。
“殿下，在高句丽实行此策能最快的达到目的，然，草原诸部，并没有固定城池，所以实施起来异常困难。”
“而且治理草原诸部，需要天下大同之思维。”
李承乾赶忙追问。
李逸尘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殿下可还记得‘囚徒困境’？”
“自然记得！”李承乾立刻应道。
“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双方因互不信任，皆选择背叛，最终落得双输之局。”
“正是。”李逸尘颔首。
“将此困境，置于大唐与突厥降部之间，便可窥见一二。朝廷与降部，看似已非囚徒，实则陷入了一场更为漫长、更为复杂的重复博弈。”
他条分缕析地阐述。
“于朝廷而言，策略似乎是‘合作’——即给予优待，期望其归心。”
“然内心深处，始终存有背叛的担忧，恐其坐大复叛，故虽表面优待，实则暗藏戒备，限制其发展，监控其动向。”
“甚至有意无意地使其各部相互牵制。”
“此乃朝廷的‘优势策略’考量，看似稳妥，实则充满了不信任。”
“于突厥降部而言，他们亦在观察朝廷。朝廷给予的‘合作’信号是否真诚？”
“今日之优待，明日会否收回？汉人官吏是否真心接纳，还是会如以往般歧视盘剥？”
“他们归附，是迫于形势，还是真心认同？”
“在这种不确定性下，他们的‘优势策略’又是什么？”
“是彻底归化，放弃他们引以为傲的骑射传统，融入一个可能始终视其为异类的体系？”
“还是阳奉阴违，保持部族实力，一旦时机有变，或可重现草原荣光？”
“甚至，在局部进行‘背叛’——如小股人马劫掠，以弥补生计之不足，或宣泄不满？”
李承乾眉头紧锁，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只觉得背后发凉。
“如此说来，朝廷与降部，看似和平共处，实则各自都在进行着‘背叛’的算计？”
“朝廷防其如贼，降部则未必真心归附？”
“这……这岂非又是一个无形的‘囚徒困境’？”
“只不过判罚并非牢狱之灾，而是边地的动荡与仇恨的累积！”
“殿下明见。”李逸尘肯定道。
“当前的治理之难，正难在此处！双方都困于历史的恩怨、种族的隔阂、文化的差异，以及最根本的——缺乏能够确保长期合作、建立信任的制度。”
“现有的安置政策，更多是权宜之计，是武力征服后的暂时妥协，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为何要在一起’、‘在一起对我们各自有何长远好处’的核心问题。”
“恩威并施，若‘恩’被视为权谋，‘威’被视作压迫，则其效必不能久。”
李承乾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感。
“难道此局无解？只能如同汉武一般，徒耗国力，征伐不休，直至一方彻底筋疲力尽？”
“或者如后汉般，虽一时压服，终酿成更大祸患？”
“有解，但非一日之功。”
李逸尘的声音沉稳而有力。
“破局之道，在于跳出眼前‘背叛’与‘合作’的简单循环，引入一个更长远的、更具吸引力的‘博弈终点’。”
“并设计一套能够奖励合作、惩罚背叛，且让合作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背叛的规则体系。”
“这便是臣之前所言，需重塑关系。”
他引向一个更宏大的概念。
“而这，便涉及到古之圣王所追求的——‘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李承乾喃喃道，这个词他自幼便从典籍中读过，但总觉得是遥不可及的理想，空洞而缥缈。
“正是。”李逸尘目光灼灼。
“《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此非虚言，实乃极高明之政治智慧，可为我等破解当前困局之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