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是征收过程相对简明，地方官员和胥吏能够有效执行，且朝廷能实施有力监督。”
“租庸调虽条文简单，但具体征收涉及大量实物的验收、储存、运输、折变。”
“粮食有干湿好坏，绢布有长短粗细，折变有市价高低。”
“这其中每一步，都留有操作余地。”
“胥吏可以挑剔粮绢成色，压低折价，从中盘剥。”
“官员可以谎报损耗，中饱私囊。”
“而朝廷远在长安，不可能事事核查。此次民部懈怠，或许有其对新政不满的原因，但制度本身给征收环节留下的模糊和繁琐空间，是否也纵容了这种懈怠？”
“甚至让某些人觉得有机可乘？”
李承乾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些御史弹劾地方官的奏章，其中就有提及征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大斗进小斗出，好绢压价，强迫百姓以高价折钱纳物……
以前只觉得是官吏贪腐，人品问题。
现在看来，制度设计是否也为此类行为提供了土壤？
因为征收的是实物，标准难以绝对统一，监督成本极高。
李逸尘稍微停顿，让李承乾消化一下，然后继续深入。
“以上三点，尚属制度运行中逐渐暴露的问题。而租庸调制最大的隐患，在于其‘以人工为本’的核心，未能紧密跟随‘土地产出’这个真正的财富源泉的变化。”
他直视李承乾，一字一句道。
“殿下，税收之根本，在于汲取社会产出之余裕，以供养朝廷，维持秩序与安全。”
“社会最主要之产出，来自土地耕耘。然而租庸调之‘租’，固定为每丁二石粟，看似与土地挂钩，实则固定了劳动力的土地产出贡献额。”
“它忽略了土地有肥瘠之分，年景有丰歉之别，更忽略了随着耕作技艺提升、水利兴修、作物改良，同一块土地的单位产出是可以增加的！”
李承乾瞳孔微缩，他隐隐抓住了什么，但又有些模糊。
“举例而言，”李逸尘说得更具体。
“关中一丁，受田五十亩，风调雨顺，亩产粟一石半，则总产七十五石。”
“纳租二石，负担看似不重。”
“但若江南一丁，同样受田五十亩，因其地肥沃、灌溉便利，或精耕细作，亩产可达两石甚至更高，总产百石以上。”
“他同样只纳租二石！这意味着，产出更高者，其税负相对于其产出反而更轻！”
“朝廷未能从增产中获得更多税收，财富更多地留在了地方，留在了那些善于经营土地的人手中——”
“这些人，往往就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
李承乾呼吸一滞，脑中仿佛有惊雷炸响！
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是啊，税收应该是按照产出和能力来征收，才更公平，也能让朝廷分享增长的好处。
固定每丁二石，等于放弃了对土地产出增量的分享权！
这岂不是让朝廷的财源固化，甚至相对萎缩，而地方势力却可能随着土地产出提高而越发殷实？
“此为其一。”李逸尘的声音继续传来，冷静地剖析着。
“其二，固定税额，在灾荒之年便成为沉重负担。”
“若某地遭灾，亩产骤降，百姓可能颗粒无收，但租二石却仍需缴纳，哪怕卖儿鬻女！”
“此时所谓‘报灾减免’，全赖地方官申报和朝廷核准，其间多有延迟和不确定。”
“百姓不堪重负，则逃亡、反抗，税基受损。”
“而朝廷为了维持收入，可能又会在其他未受灾地区加征，形成恶性循环。”
李承乾的额头渗出细微的冷汗。
他想起近年来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民变奏报，虽多被迅速平息，但奏报中常提及“赋役沉重”、“年景不佳”。
以前总归咎于官吏苛刻或天公不作美，现在想来，这固定税额的制度，在天灾面前，是否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三，”李逸尘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预见性的警示。
“也是最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滋生，土地兼并必然日益严重。”
“世家豪强利用其优势，不断兼并小农土地。”
“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成为豪强的佃户，或流亡他乡成为租户。”
“他们可能不再直接承担国家的租庸调。”
“而兼并了大量土地的豪强，其纳税额却并未随土地增加而增加——因为他们拥有的‘丁’数可能并未同比例增加，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隐匿依附于他们的实际劳动人口。”
“朝廷的税基会逐渐萎缩，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甚至下降。”
“而财富，却越来越集中到那些兼并土地、隐匿人口的世家豪强手中。”
“朝廷欲行大事，如用兵、治河、赈灾，便会越发感到财力拮据，不得不更加依赖这些掌握财富的势力，或被其掣肘。”
“长此以往，国用不足，则加征杂税，杂税愈多，则民愈困，逃亡愈众，税基愈小……形成难以解开的死结。”
殿内一片死寂。
李承乾呆坐在那里，脸色苍白，后背已被冷汗浸湿。
先生的话，一层层剖开了他熟悉无比的租庸调制，露出了内里潜藏的、令人心悸的病灶。
他仿佛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制度初创时的不得已与合理性。
承平日久后前提动摇。
税负不公与征收弊端。
税基侵蚀与财富转移。
朝廷财困与豪强坐大。
最终国力虚耗，矛盾激化……
这不是简单的世家捣乱，这是整个财政税收体系，在时代变迁中，正逐步走向僵化和失效！
世家不过是利用了这体系的漏洞，甚至加速了这一进程！
他们这次发难，不过是这深层矛盾的一次尖锐爆发！
“先生……”李承乾的声音有些干涩，他感到喉咙发紧。
“照此说来，我大唐现行的租庸调制，岂非……迟早有崩溃之忧？”
“而今次税收短少，不过是一个预警？”
李逸尘缓缓点头，神色肃穆。
“殿下，任何制度皆有生命周期，需与世推移。”
“租庸调制于立国之初，安定天下，恢复生产，功不可没。”
“然时至今日，天下安定已久，人口滋长，民生渐复，其固有缺陷已日益凸显。”
“此次世家借机发难，正是看准了此制依赖地方配合、征收环节多、应对变化弹性不足的弱点。”
“他们以此施压，固然可恼，但也暴露出制度本身的脆弱。”
“若只惩办几个官员，或强行催缴，或可解一时之急，但根本之弊未除，此类危机未来只会更多，更甚。”
李承乾深吸了几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震惊过后，是深深的忧虑，以及一种迫切的求知欲。
他看向李逸尘，眼中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与请教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