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次邀请许成军都不准备回绝。
对于所谓现代派的讨论，他要去，也必须去表达他的看法。
如果不去，有人就会说许成军在退缩，有人就会把现代派所谓的技巧凌驾于内容之上。
他做不来汪曾祺那种闲云野鹤。
等他六十的时候，他也可以在昆明的小茶馆里坐一整个下午，看雨打芭蕉，写咸鸭蛋和莴苣，那是因为他早已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该经历的都经历够了。
现在嘛！
他还有太多话要说。
文学的主流，甚至影响一部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
倒不是出于什么“让中国文学再次伟大”的宏大叙事，所谓的文学流派之争，说白了和资社之争、教与教之争一样，就是对于文学的认知之争。
谁的认知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谁就赢得派系之争，谁就将引领主流。
而衍生的就是，谁能够获得更多支持，谁就是主流。
获得支持的根本，在于你的思想和流派能为大家带来收益，或者至少，你得证明你是对的。
这一点上，许成军在国内拥有无与伦比的话语权。
他为什么地位高？
因为国际声誉好。
《红绸》《暧昧的日本》在日本大火，听说《红绸》的西语版在西班牙和拉美也即将上市。
这是八十年代，一个中国作家能走出国门、在国际文坛上站稳脚跟，本身就是一件近乎传奇的事。
至于春晚，他也决定去。
人生重活一次，能体验的事尽量体验。
去第一届春晚唱一首歌，引起轰动是什么感觉？
他不知道，所以要体验。
一直以来，许成军都是一个相对自我的人。
不是自私，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能给什么的清醒。
结果这边刚做了决定，刚松了口气，李晓琳就找上门来了。
她一进门就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往许成军的桌上一搁：“《希望的信匣子》连环画改编，魔都人民美术出版社那边催了好几次了。本子已经改到第三稿，等你过目。”
许成军接过来翻了翻，连连点头。
李晓琳办这种事他放心，巴琻的女儿，从小在《收获》编辑部长大，又在出版界摸爬滚打了多年，业务能力没得说。
要不是挖不来，他最早就想把这尊大佛弄来《浪潮》。
一九八二年的连环画市场正处于黄金期，和文学出版完全不是一个赛道。
一本长篇小说能卖到几十万册已经是了不得的成绩，但连环画呢？
随便一本改编作品印量就上百万册，好的能卖到两三百万册甚至更多。
这得益于当时独特的出版政策：连环画的稿酬按册计算，印量越大作者的收益越高，和文学期刊“千字几元”的标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整个八十年代各种连环画层出不穷。
《铁道游击队》印了两千多万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是千万级别。
不少知名作家私下里都在琢磨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连环画出版，既能扩大影响力，又能多一笔收入。
这个行当里真正懂行的编辑，全国也数不出几个，李晓琳便是其中之一。
“上美人那边给的待遇是印数稿酬，按册算，首印五十万册，定价两角四分，你的分成比例是百分之五。”
她把合同条款一项一项说给许成军听，语速不快，但每个数字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你是原作者，改编本子的审定权在你，连环画的署名也是你。”
许成军翻到合同最后一页，拿起钢笔签了自己的名字，笑着抬起头看着李晓琳：“你看，还是晓琳姐最专业，业务老到，这种事我一窍不通。要是我自己去谈，怕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李小琳把手里的文件夹一合，翻了个白眼：“少给我戴高帽，咱俩现在是生死敌人。你那编辑部我可听说了，把我们《收获》可是当成靶子了，郭卓那个老家伙，上回来作协开会，逢人就说‘浪潮的创刊号要超过《收获》当年的创刊号’。”
“我在旁边听着，差点一口茶喷出来。他这为老不尊的劲儿，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许成军讪讪一笑。
在别人面前拿大还好说，这李小琳可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
他在《收获》发《试衣镜》的时候还是许家屯知青招待所里那个连件像样衬衫都没有的毛头小子。
再加上巴琻女儿这层身份，他这弟中弟得乖乖立正挨打。
“靶子说明《收获》是行业标杆，我这不也是希望我们能向标杆看齐嘛……”
“得，别给我戴高帽。”
李小琳在椅子上坐下来，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一口，语气忽然缓了下来，“成军，你别给自己压太多担子。我看你这一年，结婚、拿奖、办杂志、写书、翻译、去京城开会，一件事接一件事，跟陀螺似的。你才多大？”
许成军刚要接话，李小琳摆摆手，“我爸年轻时候也是这样，总觉得能同时做十件事，后来身体就垮了。你们这些人，真到做不动了，才知道停下来。你现在家庭刚起步，事业也在上升期，别把自己熬成第二个巴琻。我不是说成就，我是说身体。”
她提起父亲时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巴琻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去京城开个会回来都要躺好几天。
他点点头，认真地说：“晓琳姐，我记住了。”
能看的出这也是一位对许成军期望甚高的老朋友。
李小琳站起来，把文件夹夹在腋下，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了，后天的现代派会议，别忘了。你去京城这些天，魔都这边也可没少吵。”
然后挥挥手走了。
李晓琳前脚刚走，余化后脚就从方桌那边探过头来，鬼鬼祟祟又理直气壮：“主编，这是我新写的小说，您看看.....能不能也发在创刊号上？”
许成军扫了他一眼。
就知道他有些急。
前几天在编辑部里说出名要趁早的也是他，那天晚上在华侨饭店说“今晚我把天赋带到浪潮”的也是他。
余化这人，无论现在还是后世，跟人说话总是妙语连珠，带着一股混不吝的松弛感，好像天塌下来他也能蹲在墙角根点根烟跟你分析塌的原因。
可这人写出来的东西偏偏是极其沉重的现实主义，那种把人的尊严和苦难放在砧板上一刀一刀剖开的力道，和他这个人完全是两副面孔。
天赋这玩意儿有时候很难说。
你看他早期的作品，像那篇带着武侠外壳却把复仇母题彻底解构的《鲜血梅花》，表面写的是江湖，内核写的是存在主义——
个体之于生命、个体之于存在，这种叩问放到后世的语境里也不过时。
许成军把稿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合上，摇了摇头：“你这本水准有，但不是你自己的东西。看着形式内容都还算不错，实际跟张仙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学了太多，又带点《冬天里的春天》的影子，跟你前几篇那个路子是两码事。我要收也能收，但发了之后，估计你的名声要臭。”
“您不臭？”余化脱口而出，说完自己先笑了。
“你这点毒还毒不倒大象。”
许成军把稿子递回去。
余化挠挠头，还是把这篇叫《驴》的小说拿回去了。
许成军靠在椅背上，补了一句：“现实主义创作很沉重的，作家这饭碗端起来要自费半条命。”
余化想了想，郑重地点了点头。
回到座位上时陈存从旁边凑过来，压低声音调侃他：“又被毙了？你那篇《驴》到底写的什么让主编都看不下去。”
余化也不恼，笑呵呵地打开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份刚收到的来稿，信封上写着寄件人的名字——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