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许成军自己构建的那套理论框架，已然横跨文学史、文艺理论、社会学、美学多个领域，其视野和思维深度，很多教授都自叹弗如。
李校长接着缓缓道，语气平和却字字千钧：“再者，如果我们因为‘规矩’卡着他，让他觉得不痛快，觉得束缚了手脚……我听说，北大那边，可是有人放话出来，只要许成军愿意过去，副教授的职位虚席以待。这话是真是假暂且不论，但传达的信号很清楚：人才是流动的，尤其是顶尖人才。今天，是我们复旦发现了这块璞玉，并初步雕琢出了光彩。如果因为我们自己的保守和犹豫，把他推给了别人……在座的各位，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谁又愿意在复旦的校史、甚至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个‘因循守旧、逼走天才’的名声？”
这话问得极其厉害，也极其现实。
反对者可以质疑程序，可以争论利弊，但没人敢拍板说“我们就是不要许成军”，更没人敢承担“逼走一个已显大师之相、未来不可限量学术新星”的历史责任。
许成军引发的全国性思想论战和理论建构，已经证明他绝非池中之物。
他的去留，某种程度上已超出了单纯的学籍管理问题，牵涉到学校的声誉、未来的学术格局，乃至更微妙的东西。
无人敢应声。
最终，在朱冬润先生的坚决支持和李校长的强力推动下，校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允许许成军提前进行毕业答辩的决议，但要求其必须完成所有规定的课程学分，并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具有总结性和前瞻性的毕业论文，接受最严格的答辩程序。
此刻，李校长看着眼前沉静平和的年轻人，心中感慨。
就是这个年轻人，搅动了学界风云，也让堂堂复旦为他是否毕业而反复权衡。
“所以啊，成军，”
李校长语重心长，“学校是顶着压力，为你开了绿灯。但这盏灯能亮多久，路最终能走多宽，还得靠你自己接下来的表现。毕业论文，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仅是你硕士学业的总结，更是向所有关注你、期待你、甚至审视你的人，展示你学术体系完整性、思维成熟度的最终答卷。这份答卷，必须足够厚重，足够有说服力。”
许成军站起身，郑重地向李校长和朱冬润先生鞠了一躬：“谢谢李校长，谢谢先生。学校的信任和破例，成军铭记于心。毕业论文，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负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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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许成军本人似乎沉寂许久，但属于他的声浪，却从未真正在日本列岛上空消散。
那个在羽田机场被闪光灯追逐的“谜之贵公子”形象，早已通过《周刊新潮》等媒体的渲染，烙印在无数年轻读者的心中。
《红绸》日文版在纪伊国屋书店引发的抢购热潮余温尚存，书中那片“撕不碎”的红色绸缎所承载的沉重历史与人性光辉，仍在部分资深读者和评论家的小圈子里被反复咀嚼、讨论。
而因“TBS楼前拥抱”乌龙事件与许成军名字绑在一起的松坂庆子，事业反而因这略带异国风情的绯闻更添热度，她偶尔在访谈中被问及“那位中国作家”，欲说还休的神秘态度，反而不断撩拨着公众的好奇心。
许成军这个名字，在日本从未真正烟消旗鼓，它化作一种淡淡的、混杂着仰慕、好奇与些许遗憾的余韵，潜藏在文化消费的暗流之中。
东京大学，驹场校区，教养学部文科一类某教室。
午后课间。
“呐，理惠，你听说了吗？‘留学生交流会’那边有人传，中国那边过新年的时候，好像有关于许样的新消息呢！”
留着俏皮短发、戴着最新款塑料框架眼镜的女生山下由纪，用手肘碰了碰旁边正对着笔记本发呆的好友小泽理惠。
山下由纪、小泽理惠他们都是许成军的“颜粉”，因为颜值开始关注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年轻人，甚至在东大组织起来了名为“许成军研究社”的地下组织。
小泽理惠回过神来，推了推自己更为秀气的细边眼镜，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由纪，你都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许…许成军先生，回中国后应该很忙吧。又是作家，又是学者……”
她声音渐低，脑海中却浮现出杂志上那张侧脸冷峻、眼神深邃的照片。
“忙归忙，可这都多久没消息了！”
另一个凑过来的女生，身材高挑、打扮更趋时尚的铃木亚美接口道，她手里还卷着一本过期的《non-no》杂志，“你看松坂庆子桑，新剧宣传都跑了好几轮了，偶尔被问起，也只是微笑不说话。真是的，许样到底什么时候再来日本嘛！上次签售会我没排到，遗憾死了！”
她跺了跺脚，脸上写满不甘。
“会不会……是在准备新的作品？”
小泽理惠猜测道，语气带着期待，“《红绸》之后，他一定在写更厉害的小说吧？或者，像他在《彻子的小屋》里说的，在思考更深刻的问题……”
“啊！说到思考！”
山下由纪忽然想起什么，从自己印着卡通图案的帆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本装订朴素、纸质略糙的刊物，封面上是端庄的汉字——《中国文学报》。
“这是我表哥，在东大文学部读硕士的那位，他给我的。说是他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最近特别关注这个。”
几个女孩围拢过来。刊物是日文编译版，主要面向日本的汉学界和部分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高级读者。
由纪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一段被荧光笔标出的文章摘要：“看这里！‘中国复旦大学青年学者许成军，近期于《文学评论》《复旦学报》等核心期刊连续发表重量级论文，提出‘器物生活史’‘中介化理论’‘具身性实践’等原创性理论框架，于中国学界引发剧烈震荡，被部分评论者称为‘理论爆破’……”
文章编译得颇为精简，但核心概念和引发的反响被清晰勾勒。
女孩们睁大眼睛，努力消化着那些陌生的术语——“器物生活史”？“中介化”？
这些词听起来艰涩，但莫名有种强大的、体系性的感觉，与她们之前对许成军“美貌天才作家”的认知截然不同。
“这……这是什么？”
铃木亚美眨眨眼，“许样不是写小说的吗？怎么又变成……理论家了？”
小泽理惠却看得更仔细，眼中光彩渐盛：“这说明他不仅会写故事，思想也像他的外表一样……不，是更深邃。他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世界呢。怪不得这么久没有新小说，原来是在做这么了不起的学问！”
“可是，这跟我们来日本有什么关系？”
山下由纪更关心实际问题，“他还会来开签售会、上电视吗？”
课间休息结束的铃声响起，女孩们的讨论被迫中断。
但一粒种子已经播下，
许成军，那个来自中国的“贵公子”，似乎正在以一种她们尚未完全理解、却感到莫名震撼的方式，在另一个维度上继续掀起风浪。
1981年2月6日，中国农历辛酉年正月初二。
当中国大地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团聚氛围中时，日本几本重要的学术刊物，却不约而同地在最新一期上，投下了一枚思想界的“震撼弹”。
《中国文学报》、《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
这些在日本的汉学、中国研究领域拥有权威地位的期刊，均设有“中国学界动态”或“新刊介绍”栏目，负责筛选、摘译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成果。
像许成军这样在1980年末至1981年初，以其“理论四连炸”引发中国全国性思想论战的人物，其核心论文自然迅速进入了这些期刊编辑和特邀学者的视野。
于是，在这一天出版的刊物上，许成军的名字和他的理论框架摘要，被以日文形式，郑重其事地呈现在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的面前。
起初，是难以置信的错愕，随即是本能般的质疑与抵触。
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汉学研究（或称“中国学”）在“脱亚入欧”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近代实证科学方法为圭臬、自视体系严谨、领先于中国的学术传统。
在文学研究领域，从京都学派到东京学派，大家巨擘辈出，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训诂考据、文学流派的梳理、文化思潮的阐释，往往有着深刻的见解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某种程度上，日本学界内心潜藏着一种优越感：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用“现代学术语言”解释中国文学方面，他们似乎比身处剧烈变革中的中国学者更冷静、更“客观”、也更“先进”。
中国的唐宋文学、明清小说，其“解释权”的重要一极，仿佛长期握在东瀛学界手中。
现在，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中国青年学者，不仅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日本或欧美的理论范式，反而从中国自身的材料和经验出发，提出了一套看似完整、且极具延展性的原创理论框架？
什么“器物生活史”强调物质流动与意义生成，“中介化理论”打破文本封闭性，“具身性实践”回归身体经验，“情感结构考古”挖掘历史心理地层……
这些概念彼此勾连，野心勃勃地试图为文学研究提供全新的“工具箱”？
这简直是对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某种潜在优越感的直接挑战。
“荒谬！一个毛头小子，读过几本书？就敢妄言构建理论体系？”
一些资深学者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中国学界在思想解放初期常见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缺乏扎实的文献基础和严谨的逻辑推演。
“不过是把一些西方现象学、社会学的概念，生硬地套用到中国材料上罢了。”另一些学者则试图从方法论上解构，认定许成军并无真正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