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气洋洋的氛围，如同夏末最后一场酣畅的雨，酣畅淋漓地持续了近一周。
街头巷尾的标语逐渐被晒得卷边，游行队伍的脚步声被日常车铃与吆喝取代，广播里激昂的通报也换回了熟悉的节目。
那股席卷全国的、近乎眩晕的自豪与兴奋，终于慢慢沉淀下来。
落回泥土，落回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
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被点燃了，留下了余温。
在这个国家最有希望的一批人——
那些大学生、青年工人、技术员、教师的心里，一枚名为“未来可期”的火花被擦亮了。
它或许微弱，却在很多个深夜里，照亮了他们手中书本的一角，或是图纸上一条尚未画出的线。
只是，在这片广袤国土最广大的区域，农村，时间的流速似乎依然迟缓而恒定。
在遥远的东风县，许家坳，生活场景与过去并无二致。
刚刚过去的举国欢腾，在这里的痕迹，可能只是村口喇叭里几天前模糊的广播余音，以及男人们蹲在田埂上抽烟时，偶尔提及的一句“听说咱们的大船跑得老远了”。
杏花的婚期定在了秋收后。
她正在为自己准备嫁妆，内容寒酸得令人心酸。
三两匹从镇上供销社扯来的、最便宜的素色棉布，一床新弹的、掺了旧棉的棉被，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脸盆，外加一对绣了歪歪扭扭鸳鸯的枕套。
那是她自己熬夜一针一线绣的，眼睛都熬红了。
最大的助力，是许成军上次离家时悄悄塞给她的三十块钱。
这钱她攥在手里，手心都出汗了，最终也没舍得全花。
扯布用了些，买了点必需的零碎，剩下的，她仔细地用手帕包好，压在箱底最深处。
她不知道这钱将来能干嘛，但握着它，心里好像就多了一丝说不清的底气。
许成军不是不想留下更多。
但他明白，对于杏花，对于这片土地上大多数像杏花一样的人，骤然给予超出他们认知和承载能力的财富，未必是福，反而可能是祸，是招人眼红的由头，是家庭失衡的引信，甚至是无力掌控命运时更深的无力与怅惘。
三十块，是一个兄长力所能及又恰如其分的关怀。
二娃的脑子活络，被县城里逐渐多起来的“倒爷”传闻勾得心痒痒。
他琢磨着，从乡下收点鸡蛋、花生，倒腾到邻县矿上去卖，或许能赚个差价。
他试着跑了两趟，第一次因为不会看秤差点亏本，第二次又因为不熟悉路，被沿途设卡检查的市管会扣了货，好说歹说罚了点钱才拿回来。
他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挠着头，看着手里皱巴巴的、所剩无几的毛票，既沮丧又不甘。
这条路，显然不像他想的那么好走。
许老实依然每天扛着锄头下地，信奉的依然是在这片祖辈耕耘的土地里刨食。
他不懂什么远洋科考，也不关心飞机上天，他只关心地里的苞谷灌浆饱不饱，秋后的公粮能不能交足，剩下的够不够一家人吃到明年开春。
许成军上次回家跟他提过的，关于村里能不能试着种点经济作物或者搞点副业的模糊想法，许老实听是听了，但总觉得“不踏实”。
土地不会骗人，流多少汗，收多少粮，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那些花里胡哨的，他看不明白，也不敢轻易去碰。
许成军曾基于后世的模糊记忆和对现实的观察，给东风县的发展在心底勾勒过一些极粗略的“规划”草图。
比如利用丘陵坡地种果树，比如发展简单的农产品初加工。
但他清楚，自己这只来自未来的“蝴蝶”，翅膀太过轻微，能扇起多少气流，是福是祸，他无从预测，也无法负责。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最终每个个体、每个村庄，都只能在自己的河道里，摸索着前行。
他能负责的，只有自己。
时间又滑过半个月。
复旦园开学在即，暑热稍褪，梧桐叶边缘开始泛起极淡的黄意。
一个熟悉的身影，风尘仆仆却又精神奕奕地出现在了复旦校园。
藤井省三回来了。
他比去年初见时瘦了些，皮肤也黑了些，但眼神里的光芒却更加炽热。
尤其是当他看到许成军书桌上那叠接近完稿的《我在暧昧的日本》手稿时，那种混合着震惊、钦佩与复杂情绪的光芒，几乎要燃烧起来。
在许成军那间堆满书籍、略显凌乱却自有章法的书房里，藤井捧着还散发着新鲜墨香的手稿复印件，读得极为缓慢，时而蹙眉深思，时而击节赞叹。
窗外的蝉鸣似乎都远去了，只剩下书页翻动的沙沙声。
良久，藤井放下稿纸，抬起头，眼眶竟然有些发红。
他摘下眼镜，用指尖轻轻按了按眼角，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许君……我……我真没想到。”
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语气平稳些，却还是透出激动，“仅仅凭借几个月前的短暂访问，以及我提供的那点零散资料，您竟然……竟然能如此深刻地切入我们社会的肌理，揭示出那些连许多日本人自己也未必清醒意识到的症结。菊与刀的双重性，经济泡沫下的精神隐疾，民主制度的变形与局限……尤其是关于‘历史暧昧性’与‘民族精神出路’的追问……”
他摇了摇头，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这不仅仅是洞察力，这近乎一种……预言。不，是诊断，一针见血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