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怎么样？”
李瑞福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语气异常认真：“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扎得人心里发疼。”
“哦？怎么个疼法？”韩组长来了兴趣，拉了把椅子坐下。
“他写的不是抽象的‘人性之恶’，是具体时代、具体环境里，人被逼到绝境后长出的毒疮。
沈砚和林晚秋，都是受害者，又都成了施害者或帮凶。更难得的是，他没把他们写成怪物，你读着读着，甚至会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做，甚至会……心疼。”
李瑞福斟酌着词句，“还有那些配角，陈医生、沈国栋、王卫国，甚至‘小四川’，笔墨不多，但都立得住，都有他们自己的挣扎和选择。
这不是一部单纯暴露黑暗的小说，它在黑暗里，还试着去理解光是怎么一点一点熄灭的，以及熄灭之后，人该怎么活。”
韩组长听着，慢慢喝了口茶，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光：“能看出这些，说明你没白看。社里这两天也在讨论这篇，吵得可凶。
老刘他们几个，坚决认为调子太灰，导向有问题，对青年读者有害无益。
但我个人……偏向于你的看法。文学不是童话，不能只唱赞歌。
敢于触碰这种复杂的、沉重的、甚至无解的主题，并且能写得如此撼动人心，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许成军……了不得。”
他顿了顿，看着李瑞福：“你对东北林区生活熟，有没有想过，咱们这边，有没有可能写出类似分量、但又带着咱黑土地气息的东西？
不一定写凶杀，可以写别的，写林场改革、写下岗阵痛、写闯关东后代的今天……
总之，是能扎进生活骨肉里、又能提起来的东西。”
李瑞福心中一动。
他想起林区清晨的浓雾，想起伐木工的号子，想起父亲手上的老茧，想起小山子消失的那个冬天……
“我……试试看。”
他想起《黑键》的结尾，多年后林晚秋站在舞台上，那架手风琴上依然空缺着那枚黑键。
那空缺是伤痕，是记忆，也是一种无言的、沉重的存在证明。
文学或许也是如此。
它不能填补所有空缺，但它可以记录那空缺的形状，可以让我们听见，从那空缺里吹过的、永恒的风声。
李瑞福用力蹬了一下自行车，融入哈尔滨初春夜晚稀疏的车流中。
前方路灯次第亮起，延伸向看不见的远方。
四月的风，从松花江畔吹到黄浦江边，从燕山脚下吹到湘水之滨，带着一篇小说的名字——
《黑键》
以及它所带来的震撼、争论与痴迷，悄无声息地渗入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
类似松江省《北方文学》编辑部李瑞福那样的阅读体验，在全国各地，在不同的编辑案头、大学图书馆、工厂阅览室乃至家庭的灯下，不断发生着。
他们为林晚秋的沉默与背负而揪心，为沈砚那近乎自我毁灭的救赎而痴狂，更为那架永远缺失黑键的手风琴所象征的、生命中无法填补的空洞与永恒的回响而陷入长久的沉思。
尤其在大学校园里，这部作品以手抄、复印、课堂讨论和熄灯后的卧谈会等形式迅速蔓延。
在北大、北师大、复旦、武大，那些充满激情与思辨的青年学子中，《黑键》几乎被奉为许成军创作迄今的巅峰之作。
他们谈论的不仅是情节与人物，更是其中对罪与罚、记忆与救赎、个人与时代等命题那冷峻到残酷的哲学叩问。
许成军的名字，连同“苏州河”、“黑键”这些意象，成为了某种精神识别码。
这股风潮迅速被敏锐的评论界捕捉。
时年二十七岁、尚在《光明日报》担任编辑、未来将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的王甘，以笔名“干涸”在《文汇报》的副刊上发表了题为《推开沉重闸门的艺术臂膀——读〈黑键〉》的评论。
文章大胆断言：“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气质的作品！它不仅意味着许成军个人创作的成熟与飞跃，更标志着我们的文学，正用艺术那强有力的臂膀，奋力推开一扇名为‘复杂人性’与‘历史债务’的沉重闸门。门后并非尽是光明，但敢于正视那片晦暗深渊的勇气本身，便是这个时代精神成长的证明。”
评论观点鲜明，文笔犀利，一时间在知识界，尤其是高校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共鸣，也招致了同样激烈的反对声音。
这股声浪很快就从纸面蔓延到了现实。
北大五四文学社、北师大摇篮文学社的一批骨干，在中文系才子陈建功的牵头下，打听到许成军正在朝阳区委党校的文学讲习所学习，便热血上涌，决定登门请教，一睹这位争议天才的真容，当面探讨那些折磨他们的问题。
于是，四月中旬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二十几个来自不同高校、怀揣着《人民文学》杂志和笔记本的青年学生，浩浩荡荡又带着几分忐忑地聚集在了党校门口。
他们被门卫拦住，好一番说明解释，才被允许派代表进去询问。
被推出来的代表正好撞见了刚打篮球回来的甄小衫。
学生们一眼认出这位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顿时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许成军在不在。
甄小衫被这阵仗吓了一跳，擦着汗，听完来意，无奈地摊开手，表情甚至有点同情：“同学们，同学们！静一静！你们来晚啦！许成军？他早走啦！比兔子蹿得还快！我们还想找他聚聚呢，也找不着！”
“走了？去哪儿了？”领头的一个戴着眼镜的北师大学生急切地问。
“这我们哪知道啊！”
甄小衫耸耸肩，“兴许回魔都了？兴许找地方躲清静去了？你们没看报纸上吵成什么样？我估摸着，他就是嫌吵，躲了。”
消息像泼进热油里的水，在学生们中间炸开。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
这时，听到外面动静的蒋子龍、顾化，连同被拉出来看热闹的叶文玲等人都走了出来。
学生们一看，眼睛又亮了——虽然不是许成军，但这几位也是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啊！
尤其是蒋子龍，豪爽仗义的形象深入人心。
陈建功连忙上前，代表大家表达了仰慕之情，并希望能简单交流。
蒋子龍向来喜欢热闹，对年轻人也热情，见大家失望，便大手一挥：“成军走了，我们几个老大哥还在嘛！来来，有什么问题，咱们聊聊！”
学生们立刻围了上来，最初的几个问题还围绕着《乔厂长上任记》和改革现实。
但很快，话题就不由自主地拐回了那个不在场的人身上。
一个心直口快的北大学生突然问：“蒋老师，在您看来，许成军现在的写作，是不是已经……已经走在了很多人前面？或者说，他是不是比你们这一代很多作家，探索得更深、更敢冒险？”
问题问得直接，甚至有些莽撞。
蒋子龍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旁边的顾化也微微蹙眉。
其他学生虽然觉得这问题有点挑事，但也都屏息静气，想听听这些成名作家如何评价那位风头正劲的“同行”。
蒋子龍摸了摸下巴，打了个哈哈：“好小子，问题够刁钻啊！许成军嘛，才华是没得说，胆子也大，《黑键》这作品，确实……很特别。”
他斟酌着词句，“但是文学这个事，各有各的路子，好比爬山，有人走陡坡，有人绕缓道，最后都能看到风景。他现在这个写法，是挺新，也挺深，但也不能说别的路就不对嘛！”
“那他是不是更好的作家？”另一个学生不依不饶。
蒋子龍被这连续的问题弄得有点招架不住，干脆两手一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好是好，可你们现在问我，我也没法替他说更多啊！人家自己封笔了嘛！
笔一撂，人一躲，你们追到这儿，我们也找不着。有啥问题，等他哪天愿意出来了，你们再问他本人去！”
“封闭？！”
“什么意思？封笔了吗？”
学生们瞬间捕捉到了这个爆炸性的词，哗然一片，纷纷往前挤，追问详情。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顾化见状，往前站了一步，拿出了近乎新闻发言人的架势，清晰而简短地说：“关于许成军同志的个人安排，属于作者私人领域。在本人未公开说明前，我们无可奉告。同学们如果对文学创作本身有兴趣，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其他问题。”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也彻底关上了打探的大门。
学生们虽然心有不甘，也只得作罢。
后续的交流，尽管蒋子龍努力调节气氛，谈了些创作体会。
学生们带着未能见到正主的遗憾和许成军可能封笔的惊人猜测，悻悻而归。
而这个消息，也随着他们的离开，在高校文学圈里增添了新的、神秘的注脚。
与此同时，远离尘嚣的京城一隅，王曾祺那间堆满花草、书籍与各种吃食瓶罐的小屋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许成军确实没走远，至少没立刻离开京城。
他就在汪老家躲清静。
外头报纸上为他吵翻了天，他这里却只有茶水咕嘟声、翻书页声，以及汪老偶尔兴致来时，对某道菜式或某个字眼的点评。
“真不打算露个面？说两句？”
王曾祺慢条斯理地泡着茶，“外面可是把你夸上天，也骂下地了。”
许成军靠在藤椅上，看着窗外汪老侍弄的一盆长势正好的茉莉，摇摇头：“夸的，多半没夸到点子上；骂的，也未必全无道理。但现在去说，说什么呢？解释初衷？反驳批评？都没意思。小说写出来，就由人评说吧。”
“在我这儿多住几天也行，清净。”
汪老说，“就当我多个茶友。”
许成军笑了：“得了，汪老。您这片清净地难得，我再待下去，万一被人‘探’着了，再把您这儿搞成文学辩论所，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他并非不能接受赞誉与批评。
赞誉如《钟山》称其为“新一代作家对人性深渊进行全景式勘探的里程碑”，批评如某报指责其“以灰暗美学替代健康基调，用技巧炫示掩盖精神虚无”，他都一一看过，有些甚至觉得说中了某些他自己也未深思的层面。
他只是厌倦了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标签化、符号化，以及无穷无尽的、要求他表态、站队、解释的声浪。
写作对他而言，越来越像一场需要绝对专注和沉静内心才能完成的手术，而此刻外界的纷扰，是无影灯上晃眼的眩光。
几天后，许成军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王曾祺的小院，也离开了京城。
他没有回魔都，也没有去任何可能被轻易找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