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的疑虑逐渐被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取代。用最朴素的“材料”，构建最强烈的表达——这和他追求极致的摄影美学不谋而合。他看着胸有成竹的陈开歌，忽然觉得，他们这次大胆的尝试，或许真的能劈开一条不一样的路。
《黄土地》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另一部《高山下的花环》，或者《肖尔布拉克》。它就应该成为它自己，从这片浑厚苍凉的土壤里，生长出独一无二的姿态。
“那就干吧。”张一谋说，语气里有了笃定，“先把那放羊娃找到，定下来。王学圻那边，尽快联系。”
所有筹备工作就绪。剧组定于八月十日出发，前往陕北实景拍摄。
出发前夜，韦厂长在厂里食堂摆了简单的饯行宴。没有酒——陈开歌说“拍摄期间全员禁酒”，但菜很丰盛，都是广西特色。
韦厂长举着茶杯：“各位，明天你们就要出征了。广西厂小，条件有限，给不了你们太多硬件支持，但是精神鼓励绝对给的足足的。我保证，厂里所有的资源，都是你们的后盾。我就一句话——放开手脚，大胆去拍！拍出咱们广西厂的志气，拍出中国电影的新气象！”
大家以茶代酒，一饮而尽。
饭后，陈开歌和张一谋在厂区里散步。夏夜的南宁依然闷热，但两人心里都揣着一团火。
“一谋，紧张吗？”陈开歌问。
“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张一谋实话实说，“开歌，我有种感觉，《黄土地》会不一样。”
“必须不一样。”陈开歌望向北方，“我们要拍的，不是故事，是诗；不是人物，是符号；不是陕北，是整个中国的土地和农民。”
他顿了顿，忽然笑了：“你说关山月现在在干什么？应该准备去威尼斯了吧？”
“可能吧。”
“等咱们从陕北回来，他应该也从威尼斯回来了。”陈开歌说，“到时候，咱们拿着《黄土地》的样片，去BJ找他。让他看看，不用香港合拍，不用国际制作，咱们内地年轻人自己也能拍出好电影。”
这话里有种孩子气的较劲，但张一谋理解。在电影这条路上，有时候就需要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开歌，你觉得关导会怎么看咱们的片子？”他问。
陈开歌想了想：“不知道。但不管他怎么看，咱们都要坚持自己的路。中国电影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不能只有一种风格。他关山月有他的路，咱们有咱们的路。多条路，才能走得远。”
这话说得大气。张一谋忽然觉得，自己这位老同学，虽然有时候傲气，但有傲气的资本。他对电影的理解，对艺术的追求，确实与众不同。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一列开往北方的列车正驶过南宁。再过十几个小时，他们也要坐上这样的列车，奔向那片黄色的土地。
“走吧，回去早点休息。”陈开歌拍拍他的肩，“明天开始，就是一场硬仗。咱们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来广西厂，可不是发配充军。咱们一个个，不比任何人差！”
两人转身走回宿舍楼。楼里还亮着几盏灯，那是其他组员在最后检查行李，整理器材。
在这个1984年的夏夜，在祖国南疆的一个小电影厂里，一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怀揣着一个关于黄土地的梦想，即将踏上北上的列车。
他们不知道前路有多少艰难，不知道拍摄会遇到多少问题，不知道片子完成后会面临怎样的评价。但他们知道一件事——要拍，就要拍到最好；要做，就要做出自己的样子。
关山月在威尼斯追逐国际的认可，他们在黄土地追寻民族的根脉。两条不同的路，同一个时代，同一份对电影的热爱。
而中国电影的未来，就在这不同的探索中，悄然展开。
夜更深了。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一群电影人的长征，即将开始。
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区，夏日的阳光透过梧桐叶，在蜿蜒的小径上洒下碎金。夏梦将约见发行商的地点，定在了一位法国电影界朋友闲置的乡间庄园。这里清幽雅致，远离市区的喧嚣，适合安静地商谈。
这一次提前来法国，只有夏梦和关山月两个人带了几个助理。准备办完这边的事情，见了发行商，再直接去意大利跟大部队汇合。
约见的人还没到，还有一会儿时间。夏梦在屋里接听一个香港来的紧急电话。关山月觉得屋里闷，在庄园略显空旷的花园里踱步，心中梳理着《似水流年》在欧洲发行的策略要点。
不远处，隔着一道爬满蔷薇的矮篱，传来一阵阵不太寻常的动静——法语的快速指令、灯光架移动的摩擦声，以及偶尔响起的、带着明显东欧口音的法语争执。
他循声穿过庄园侧面一小片略显杂乱的林地，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片属于邻家庄园的草坪，此刻俨然成了临时拍摄地。关山月一下来了兴致！
反光板、简易轨道和摄影机架设其中，工作人员穿梭忙碌。所有人的焦点，都聚集在草坪中央那个穿着简单白衬衫、牛仔短裤的少女身上。
她赤着脚，栗褐色的长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正对着镜头摆出姿势，神情间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抗拒和心不在焉。
关山月的心脏猛地一跳。即使隔着一段距离，即使此刻的她青春逼人，与后世那些深入人心的成熟形象尚有差异，他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苏菲·玛索。1984年的苏菲·玛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