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局所在的东四地区，是北京城老城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之一。胡同纵横交错，灰砖墙斑斑驳驳，墙根下长着青苔，爬山虎从院墙里探出头来，在风中摇摇晃晃。
电线杆上挂着褪了色的标语牌，红漆剥落了大半。有老人坐在自家门口的马扎上剥毛豆，阳光穿过槐树叶的缝隙，在他身上落了一身光斑。有小孩骑着童车在巷口绕圈，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像某种不知疲倦的乐器。
关山月走得很慢，邓丽君走在他旁边，两个人的影子被午后的阳光拉得很短，几乎缩在脚底。
“丽君，你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时候的情景吗？”
邓丽君低下头，看着脚下一块被磨得光滑的青石板。“住在友谊宾馆，窗户外面能看到白杨树。晚上不敢出门，怕被人认出来。白天也只敢在房间里待着。那时候觉得北京好大，大到让人害怕。”
关山月想起那个时候的北京，和现在不太一样，高楼没那么多，人们的脸上还没有后来那种匆忙。他在友谊宾馆对面的小馆子里吃过一碗炸酱面，面条很粗，酱很咸，但吃得很香。那家小馆子不知道还在不在，门脸大概早就换了。
“现在呢？还怕吗？”
邓丽君停下脚步，抬起头看着远处那棵老槐树。树冠很大，枝叶茂密，遮住了半条胡同的天空。树下有一个卖西瓜的三轮车，车斗里堆着绿油油的西瓜，老板摇着蒲扇，也不吆喝，等着路人自己走过来。
“不怕了。”她说，“现在觉得北京好小，小到似乎随时抬头就能看到熟人。”
关山月顺着她的目光望向胡同深处。墙根下的青苔，台阶上抽烟的老头，屋顶上蹲着的一只花猫，一切都慢悠悠的，像老式钟表里那些不愿意往前走的齿轮。他忽然觉得北京从来没有变过，变的只是他自己。
他们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两边是民居，院子里有说话的声音，有炒菜的香气，有收音机里传出的京戏，咿咿呀呀的，听不清唱的是什么。
“山月，”邓丽君忽然开口，“你以后会回北京吗？”
关山月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夏梦把青鸟交给他的那天晚上，想起她站在青鸟公司门口的背影，想起自己坐在车里，望着后视镜里那些越来越模糊的霓虹灯。
“想过。不是现在。”他终于说。他把“不是现在”后面的那半句“但迟早”咽了回去，不是不想说，是现在说还太早。他要在香江把青鸟做大，把《黑侠》拍完，把《天若有情》推上去，把那些还没有成形的计划一桩一桩落成。这些事做完了，才有资格说“回来”。
邓丽君没有再问。
他们走到巷口，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从拐角处冲出来。
车铃铛响得急促，邓丽君侧身让了一下，关山月伸手护住她的肩膀。女孩猛地捏住车闸，轮胎在青石板路上划出一道短促的尖叫，车把晃了晃，稳住了。
她穿着白衬衫，袖口卷到肘弯，牛仔裤有些旧，膝盖上磨出了毛边。齐耳短发，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大概十七八岁，脸上还有没褪尽的青涩，但眉眼已经长开了，有一种少女特有的、不肯收敛的明亮。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女孩从车上跳下来，连声道歉，声音不算大，但很脆，像夏天傍晚第一只叫起来的蝉，突兀，却不招人烦。
“没关系。”邓丽君摇了摇头。
女孩抬起头。她的目光落在邓丽君脸上，原本因为紧张而微微皱起的眉头停了一瞬。然后，她的眼睛像被人从里面点了一盏灯，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是……你是邓丽君？”
邓丽君愣了一下。她和关山月散步时把墨镜摘了——北京的阳光不太烈，在这胡同里很安静，没有必要戴。此刻她的脸完全暴露在午后明亮的光线里，没有任何遮掩。
“你是邓丽君小姐！”女孩的声音拔高了一度，“邓丽君小姐！”
邓丽君看了关山月一眼。关山月轻轻点了点头。这种街头偶遇，他经历过很多次。躲是没有用的，越躲越乱，不如坦然面对。承认了，对方反而会变得礼貌，会把声调放下来，会把那份激动收敛成一种小心翼翼的敬意。
“我是。”邓丽君笑了笑。
女孩的手在发抖。车把上挂着一个布书包，书包的带子从她掌心滑下去，她慌忙接住，书包在半空中晃了几个来回。
“我……我从小就听您的歌。我学唱歌，也是因为您。我翻唱过您的好多首歌呢，比如《风从哪里来》……我……我很喜欢唱歌，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儿艺术团，在央视的六一晚会上独唱过《大海啊故乡》《小百灵之歌》……”
她一口气说了很多话，越说越快，像怕下一句就被打断。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睛却始终没有从邓丽君脸上移开。她把那个布书包紧紧地抱在胸前，书包的布袋上印着一行褪色的字——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她戴着“东直门中学”的校徽。
关山月的目光在那枚校徽上停了一瞬，又移向她的脸。这个年纪的女孩，应该快毕业了吧。
他忽然想起自己好像对这个学校有印象，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前世从资料里读到的信息——东直门中学，和王非的母校是同一所。但不是每个人都是王非，北京城里每天有很多中学生从东直门中学门口走进走出，那么多中学生里，只有一个能成为天后。
他一时之间还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只是觉得这个女孩的眼睛很亮，亮得让人想起戈壁滩上那些被风沙打磨过的星星，干净而灼热。而且觉得有点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