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初年，在是否要推行屯田制度的争论之中，枣祗最先提出这一建议。
而当时持反对意见的荀彧、侯声等人并非是反对屯田制度，而是反对枣祗提出的分田之术。
荀彧等人在此前建议是采用“计牛输谷，佃科以定”的方针，即按照每户的生产力和实际收成来制订合适的税率。
枣祗坚持认为“计牛输谷”是错误的。
他觉得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说，如果采取“计牛输谷”，则丰收之年不能加税，遇到灾害还得免税，不便于政府收缴赋税。
而荀彧等人则认为采取枣祗的建议固然方便政府收税，但这样对于屯田者则是非常不好，会让他们遭到的盘剥太重，不利于长久。
很显然，采用枣祗的“分田之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极限压榨百姓而获得大量粮食，但这势必造成百姓缺粮少食，而且不可能因此恢复经济民生。
说白了，就是盘剥太重，农民没法儿自然再生产。
而荀彧等人的策略更为传统，虽然短期内无法收缴大批军粮以满足曹操的战争需求，但却可以快速恢复曹操治下的农业生产，从根子上恢复正常的小农经济生产秩序。
枣祗利在当下，短视于未来，而荀彧则放眼于长远，对于当下则不甚有效。
曹操限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的需求，选择支持枣祗，采取了分田之术。
于是“是岁乃募民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然后“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当年就得到了百万斛谷物，数年之后，仓储丰满，曹军基本解决了前期经常会遇到的饿肚子的问题。
那么，代价呢？
代价就是屯田客遭受重大盘剥，不可能安于此道，必生异心。
于是从建安初年开始，就不断有屯田客逃亡、作乱，只是一直不能上规模，且曹操政权的强力镇压很有效果——物理除贼，效果显著。
然而，这未曾变更的屯田制度决然是恶政，严重损害庶民利益，使得庶民对此极为不满。
建安十八年，曹操南征孙权，在濡须和孙权相持不下，感叹难以攻破江东的铁壁防御，担心孙权终究会打过长江来，于是决定内迁沿江民众。
消息传出，把当地人给吓坏了——“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几万户、数十万人被曹操的内迁令吓得连夜奔逃，东渡长江投靠孙权去了，江淮之地从此变得空虚。
孙权治下的东吴政权大族林立、争相兼并土地，自耕农往往沦为佃户，生活困苦。
一江之隔也瞒不住这些消息。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选择了孙权，逃去了东吴，甘愿做大姓豪族的附庸，或者成为自耕农、承担东吴政权那相当不拟人的税收负担。
只能说要不是曹操镇压得力、曹军龙精虎猛，这屯田制度早就维系不下去了。
然而因为你基哥一头撞进了东汉末年，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在曹操大战袁绍之后的关键时间节点上一肘肘翻了曹仁，把曹军两万五千精锐干掉了，等同于把曹操手里的精锐战力消灭了几乎一半。
曹操的军事镇压体系之中陡然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并由于这个大漏洞的出现而发生诸多军事叛乱，逼迫曹操不得不调动其他战力前往堵漏洞。
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原先镇守、威慑其他地方的精锐战力大幅度缩减，威慑力度大大下降。
第二，为了供应给平叛军队足够的军粮，曹操加大了对屯田客的剥削。
第一点很好理解，关键在于第二点。
曹操和袁绍相持日久，几乎耗光了豫州、兖州相邻地区的存粮，所以官渡大战之后他也没有了继续北伐的资本。
为了填补空缺，他不得不加大对豫州、兖州屯田客的剥削，并且从其他地方转运粮食来支撑度日。
紧随其后，与刘基的战争和对内平叛战争又消耗了大量的存粮，还被刘基敲诈走了大量存粮。
这部分亏空从哪里填补呢？
只能从最好拿捏的、最方便拿捏的屯田客手上继续征缴粮食来填补，枣祗留下的分田之术就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屯田客们本来就已经很惨了，辛苦种植的粮食一年到头留不下来一半，现在又被接二连三的强制征缴，日子终于过不下去了。
最先揭竿而起的许县屯田客王申就是这样的人。
接二连三被强制征缴粮食的情况下，他家里已经入不敷出，两个半大小子又是特别能吃的年纪，妻子生病还需要粮食换钱买药治病，偏偏这个时候曹操第三次强制征粮。
那平日里最喜欢作威作福的屯田司马亲自带着一票凶神恶煞的屯田兵过来强制征粮，给也是给，不给就打一顿再给，反正就是要给。
王申当时正在照顾生病的妻子，屯田司马带人闯进来，就要把他家里最后的两袋粮食给征走，王申大惊，连忙上前阻止，说这是要卖掉给妻子治病的。
结果屯田司马毫无怜悯之心，反而出言嘲讽。
“活着还要你卖粮救命，死了，你们父子三人不就能多吃一口粮食了？我这是在帮你！起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