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不真正在意琉球的命运，视其为可有可无的海外藩属。
只要能尽快平息事端，保住朝廷体面，些许银两和模糊的条款是可以接受的。
柳生也没有在琉球问题上强行施压，他的目标本不在此。
待《北京专约》尘埃落定，柳生随即向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提出了北海方面的正式要求。
他希望与清国签订全面的通商条约，北海商民、船只应享有与英、法、美等国在华同等的最惠国待遇。
包括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在指定口岸居住通商等权利。
奕訢闻言，面露难色，以“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为由，表示要禀报太后与皇上定夺，暂时将柳生的要求搁置，只说不日再议。
随后，奕訢立即进宫向慈禧太后禀报。
慈禧听完，冷笑一声：“哀家早就说过，这北海来的，也不是什么好相与的。
帮咱们说几句话，便想要通商的好处，也是狼子野心。”
她顿了顿，拨弄着手中的翡翠念珠，语气转为一种现实的考量：“不过，眼下倭事刚平，西北也不安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通商……英法美俄早就在做了，多他北海一个也不多。
他既想要那些夷人的待遇，便给他就是了。
些许买卖往来，总好过再动刀兵。
让李鸿章去跟他谈，章程照着那些洋人的旧例略改改，签了便是，早些打发他回去。”
有了慈禧的懿旨，李鸿章便代表清廷，与柳生展开了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
谈判中，柳生据理力争，在一些细节上有所坚持，但整体框架确如慈禧所言，大致参照了已有不平等条约的范本。
不久，《大清北海通商条约》正式签订。
条约规定：北海获得在天津、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潮州（汕头）五口通商居住的权利。
北海商货进出口关税由双方“协定”。
北海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其民人涉讼由北海领事按北海律例处理。
北海舰船可在指定口岸停泊、维修、补给。
条约末尾，同样写入了“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签约仪式后，柳生收起那份墨迹未干的中文与日文并书的条约副本，面色平静。
他此行明面上的两个目标，一是压制日本气焰，二是打开大清市场均已达成。
柳生不再久留，当即启程离开大清，返回北海。
《大清北海通商条约》签订的消息，被尚未离开北京的大久保利通，从自己的情报渠道获悉了条约的大致内容。
起初他难以置信，待确认后，一股混杂着震惊、懊恼与难以言喻复杂情绪的浪潮涌上心头。
在下榻的使馆房间内，大久保将得到的条约要点抄件重重拍在桌上，对随行的外务大辅井上馨说道：“井上大人，你看看！
这……这柳生十兵卫，真是……真是好手段！”
他的语气中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我本以为，我日本通过此次交涉，获得抚恤银两并为进一步处置琉球铺路，已算在逆境中争取到最大利益。
可比起这北海……我们索要的那点银子，简直成了笑话！”
井上馨接过抄件快速浏览，脸上也浮现出惊愕之色：“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这与英法列强所获权益几乎无异！
这柳生，竟能从清国身上撕下如此大一块肉来？
而清国……清国竟然就这么同意了？
未经多少强硬逼迫，也未闻有何激烈争议，便签了？”
大久保在屋内踱步，眉头紧锁，既是困惑又是不甘：“难以想象！实在难以想象！
如此幅员辽阔、自诩天朝上国的清国，其底线竟如此……如此不堪一击？
面对一个崛起不过数年、偏居一隅的北海，竟能允诺此等近乎丧权之条款？
他们难道真的一点脸面、一点主权体统都不顾了吗？”
井上馨将抄件放下，沉吟道：“或许，正因其国势已颓，内忧外患交迫，才越发显得色厉内荏。
清国朝廷衮衮诸公，只求眼前苟安，惧怕再生事端。
对他们而言，应付完日本，再来个北海，同样麻烦。
既然英法美俄的先例已开，再多一个北海，似乎也无不可，不过是‘以夷制夷’或‘破财免灾’的又一例证罢了。
他们的心思，怕是觉得能用条约羁縻住外邦，换取一时太平，便是上策。”
井上馨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大久保大人，此番经历，实在令人……警醒，也令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我们之前或许太过拘泥于所谓‘文明开化’的外衣，太过在意列强的看法，行动不免束手束脚。
你看这北海，行事何等直接，目标何等明确！
只要实力足够，或者让对方认为你有实力或制造麻烦的潜力，即便是这等庞然大物，也会露出如此柔软、甚至可欺的腹部。”
大久保深有同感地点点头：“大人所言极是。
清国如同一头年迈而虚弱的巨象，外表依然庞大威严，内里却已腐朽空乏。”
井上馨有些激动道：“今日北海能咬下一口，他日……若我日本维新成功，国力强盛，海军练成，未必不能也从这巨象身上，获取我们所需之物。
不仅仅是银钱，或许还有土地、资源，乃至区域的主导之权。”
大久保转过身，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先前因谈判未完全如愿的些许颓丧被一种新的、更具侵略性的决心所取代：“没错。
此次台湾之事，虽未竟全功，但也让我等看清了许多。
清国之虚弱，远超我等此前预估。
列强之态度，亦以利益为先。
我等归国后，当更加坚定不移推进维新大业，富国强兵，尤其是海军！待我日本羽翼丰满，国力充实之际……”
他没有说完，但井上馨已经完全明白其意。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共识，对清国庞大而虚弱的重新评估，以及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隐秘期待。
此次北京之行，日本虽未能在台湾事件中获得最理想的结果，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份比任何条约文本都更珍贵的“认知”。
那个他们曾经仰望的“天朝”，或许已不再高不可攀，反而可能成为下一个时代里，可供强者分食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