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女人敏感的心灵，显然注意到了丈夫体重的变化。
据说这之后便当变得更加精致了，导致汉堡之后还要追加一份大薯条。
这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可想而知他的鬼子妻子多有挫败感。
这是吃的笑话，其实，现在八十年代中期，最大的变化出在住房上。
因为人口增加太多，住房显然是最大的问题。
秦军的印象中，“80后”小时候，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话题。
一是当时还小，话题集中在吃穿上，不太关注住房。
不过耳听大人们聊天，也很少聊房子，顶多谈谈乔迁之喜。
乔迁的话题性在于工作调动所带来的人际关系重组，人情远重于房子本身。
现在想起来，房子之所以不成话题，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必需品通常是得到保障的。
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将此列为经济福利权，与英美重视的政治自由权相对照。
对一代中国人来讲，房子实际上超出了私人的谋划。
单位里的人天然都有房子住，就像蜗牛有个壳一样。
另外，房子的差别一般也不太大，按照一套缜密的原则来分配。
比方说单身分多大，两口子分多大，有孩子的分多大，等等，按家庭的人口进行调配。
公共资源的分配，在有些地区通常需要疏通，要走走关系。
不过，即使存在猫腻，使得有些圆滑人士分到大一点的房子或提前分到房子，也绝非普遍情况。
只要单位还行，工龄够长，家庭人口够多，总归能有一个地方住。
加之当时缺乏公共话语空间，房子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话题。
当然，这是在城里，其实在农村，房子更不是个问题。
因为农村盖房子更加简单，有钱就盖的好一些，没钱草房子也是可以住的。
当然，在单位之外的广阔的农村，起房子虽然是件大事，但似乎也不太折磨人。
地产商王老板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中国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这句话差不多是正确的。
中国人从地产商手里买房的历史不过几十年。
农民盖房不买房，家家都有块宅基地，商品房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挺陌生的事。
一般家里男孩比较多，长辈有责任盖起几间房。
盖好房子，就可以娶媳妇，家就算支棱起来了。
农民盖房不是全靠钱。
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特别缺乏，资源要高效配置，宗族内部总是要互相帮忙。
建房采取了一种众筹模式。
地方上比较有经验的长者，和村里的男人们一起把房子盖起来。
东家一般也不付工资，杀猪宰羊请客吃饭就行。
在这种众筹的营造活动当中，透过身体性的投入操劳，生成了一种共同存在感。
人和人被联系起来。人们透过客套和仪式，把人情固化下来，存储下来，流通起来。
所以，人情货币构成了社会资本。
在这种情境下，中华传统里就没有“啃老”一说，通常叫“蒙祖先荫庇”，光明正大地啃。
可见，儿孙并没有把自己同长辈割裂，还没有把自己看成自治的基础经济单元。
老人也没把自己和孩子看成各自独立的个体，反倒都是香火中的一缕。
直到后来，传统一点的父母都还觉得给子女买房子、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种事不管，是讲不过去的。
香火的事放一边，就从赤裸裸的生存角度看，父母和子女只有拧在一起，几代人一同出力，才能真正面对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其底色还是一种互助。
子女晚年是否会孝敬老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人是否资助买房，帮忙带娃。
有了房子，条件好点了，才有出行的需求。
据说男女距离小于20厘米而不排斥彼此，就有潜力成为情侣。
据此理论，地铁站就会非常浪漫。
那个地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经常在10厘米之内并保持半小时之久。
前世作为一名平庸的技工，有一段时间，秦军每天要从郊区坐地铁到市内。
因此和不少容貌端庄的人保持过相当亲密的距离。
长期坐地铁，他逐渐获得特殊技能，能够有效地利用胳膊肘、手机的外延以及车厢立柱来获得一种空间边界。
在身体不得不触碰到别人的时候，他总能保证用胯骨冲人，避免四目相对或看别人的后脑勺。
不知道为什么，老有人讲中国人在地铁上看手机，不看报纸，这是不懂中国国情的怪话。
看报纸要左右翻面儿，势必要占据巨大空间，在地铁上是难以实现的。
不仅是身体，狭窄空间也装不下视线。
作为大型哺乳动物，视线相交会引起警惕，感觉有被捕食的风险。
作为人，视线在别人身体上停留久了会显得鲁莽。
手机既可以协助整理视线，又少占空间，伸手举出还能当作界碑来用。
在地铁上不看手机简直是不礼貌的。
每天早上在地铁站走一圈，感受人潮涌动。
一般心思稍敏感的人，会徒增一种渺小感。
林语堂讲人生在宇宙中的渺小像山水画。
大山阔水之中，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江流上的小舟里。
一刹那起，读者就会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林语堂讲的是一种安静的渺小，里面有孤远和自在。
秦军讲的是忙碌的渺小，不大一样。
通常渺小的不值得忙碌，忙碌则会显得特别渺小，这就让人感觉到卑微。
就像你盯着一个蚂蚁窝，看久了你总想问，这群忽生忽死的小东西何必要这么劳碌呢？
基本上都是瞎折腾，全世界蚂蚁绝户了，也没人在乎。
动物活动在当下，很难想象一只忙碌的蚂蚁会突然停下追问蚁生。
有时候，当他突然在忙碌的地铁中意识到自己的劳碌时，会立刻陷入自责，觉得自己不是一只称职的蚂蚁。
不只地铁，后来开车的体验也很特别。
据统计，很多大城市民平均每个工作日，通勤时间约为两个小时。
其中估计有大量时间在堵车。
交通拥堵给大都市人带来了特有的宽容美德，习惯堵车以后，人们对孩子明显更加有耐心了。
不过，拥堵也带来高昂成本。
除了时间损耗，燃油成本、道路养护和环境成本等都大大提高了。
生活在城市中，道路的意义其实非常窄，一般指的就是日常“通勤”。
很多农村老人进城追随子女，头一次听根本不懂什么是通勤。
英文的commute（通勤）相较于road（路），也生僻得多。
乡间小路是不存在通勤的，通勤专指城里人围绕一种特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展开的日常交通行为。
市民作为雇工从家到公司，再从公司回到家，这样一个空间位置的改变活动才叫通勤。
在日常话语中，“通勤”长期以来都不是一个独立词语，通常用“上班去”来表示。
随着现代生活的不断发展，“通勤”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劳动人民的崇高理想是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给自己。
这三个8小时，劳工们只对最后一个真正享有主权。
前两者的主权一个被老板占据，一个被自然占据，自己是无力支配的，人不能不上班，不睡觉。
但通勤要从这中间偷时间。通勤时间长，就要占用睡眠时间。
比如从燕郊来京上班，睡眠肯定要被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