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利益从哪里来？
从天下一个个人一亩亩地中来。
但中央与基层隔了太多层壁障。
所以自秦国变法以来，清醒的掌权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自己到底该依靠谁来统治地方。
起初是王与贵族共治，王权被大贵族严重掣肘，来自地方的利益被大贵族大量截留，于是秦用士大夫，开启了郡县制，使得秦国中央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为后面的始皇帝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至始皇帝一统天下，中央权力一时无两，然六国势力仍未消亡，于是天下逐鹿，刘邦一统天下后，再与诸侯王共天下。
吕后与文景二帝用了六十年时间削弱翦除了诸侯王，士大夫与豪强掌控了国家的治理层。
在士大夫与豪强成为国家治理层的这一段时间里，汉武帝获得了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执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的政令得以实施，他想做的事情，没人能够阻拦。
于是天量的资源被集中，卫霍双壁出现，大汉此后开疆拓土，遁逃匈奴，饮马瀚海，勒石燕然，汉武帝达成了千古一帝的军事成就。
而汉武帝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究竟从何处来？
——从尚未变成门阀的豪强士族那里短暂攫取而来。
彼时，诸侯王等旧时代权贵，被刘邦、吕后与文景二帝削弱翦除，而门阀这一可以与皇权掰腕的权贵在武帝时尚未成型。
尚为小士族大豪强的权贵，实力还不足以掣肘中央皇权，于是武帝时期的中央皇权才空前强大，种种政令才得以顺利执行。
但彼时生产力太过落后，最适合作为王朝税基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级还不成熟，这种高度集权的情势注定无法持续。
当豪强大家进化为士族、世家，中小地主与自耕农的力量仍然弱小，国家无法将手伸到基层，那么高度集中的中央便慢慢消失。
但仅仅是诸侯王消失，世家门阀尚未形成这一短暂的权力真空，带来的短暂的中央集权，就使得汉武帝成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
又一百余年，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王莽篡夺皇权后试图通过恢复井田制，限制土地私有，实行国家专卖等措施缓解社会矛盾。
结果因为太过不切实际，导致秩序更加紊乱，民生更加困苦，最终引发天下大乱，群雄逐鹿。
光武皇帝借豪强之力夺得天下，继承了前汉两百年积弊，但天下大乱后的人口减少及势力重新洗牌，总归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又一百余年，豪族通过财富与知识的积累成为了学阀，学阀成为了新的大士族阶级，而土地兼并的社会矛盾再次积累到了顶点。
天下再次大乱，又出现了一次重新洗牌重新建立新秩序的机会。
但曹魏篡汉使得中央权力主动向世族妥协，司马篡魏，中央权力又再一次向世族妥协。
整个魏晋时期，世族通过九品中正制，彻底垄断豪族成为士族的上升通道，门阀出现。
皇权空前虚弱。
王与马共天下。
刘禅从这数百近千年间，中央实力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反复变迁中学到的教训是什么？
——生产力不足的时候，中小地主与自耕农还不足以产生大量的知识分子拱卫皇权的时候，『豪强-士族-世族』的这一发展进程必然存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可以掣肘皇权的大世族的形成，如何打造大量的小士族来拱卫皇权，就成了建立新秩序的关键。
刘禅想要建立何种新秩序？
——就是中央可以再次把手伸进基层的秩序，就是中央可以获知地方土地、人口账目的新秩序。
北方的曹魏，内部已经被盘根错节的大小世族、士族盘踞，皇权想要把手伸到地方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不符合大世族大官僚利益的政令，根本出不了洛阳。
而南方的刘禅，却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
首先就是南方几乎没有大世族。
其次就是大汉内部暂时没有大世族形成的势力掣肘中央，在丞相的带领下，所有占据了上层生态位的官僚几乎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大家都卯足了劲想做大蛋糕，而不是在存量上进行负和博弈的内耗。
只要是能够把蛋糕做大的政令，基本都会得到贯彻与落实，至少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
别的不说，蜀中为了抑制豪强，朝廷自己组织大量胥吏征税、维持基层秩序。
是以蜀中虽百万之口，而吏却有六七万之数，比例为天下之最。
地方胥吏太多，耗费必然巨大。
但这也确确实实抑制了豪强，使得政令能够通达，资源能够集中，不然以蜀中区区百万之口，又怎能在夷陵败后几年间养出十万大军？
刘禅不是不知道『户调制、均田制、三长制』这一整套大大增强中央力量、集中资源的组合拳。
但一套制度，实在没法直接在蜀中落地。
因为制度已定，惯性已成，蜀中已经没有了改革的土壤，一旦贸然改革，就极可能遭到各郡县地方既有利益团体的反抗。
蜀中极可能产生内乱。
须晓得，如今这一套『旧秩序』的建立，靠的就是拉拢一部分豪强，打压另一部分豪强。
朝廷如果贸然动了这部分被拉拢的团体的利益，就是再次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让他们与原本被打压的那一批人联合起来。
一个已经运行起来的系统，轻易是不能动的，所谓船大难调头，所谓尾大不掉，所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便是如此。
更不要说，彼时的大汉只有蜀中一地，维持政权的资源全靠蜀中，就更不能轻易变革。
而荆州百废待兴，正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正是建立新制度拉拢一批新团体进入政权的时候。
不然一旦直接将蜀中旧秩序套用在荆州，一旦该制度形成惯性，一旦利益团体形成、固化，将来就再难有改革的土壤了。
正如费祎所言，天下名将在短短两年间已经被大汉捶了个遍，死的死败的败，大汉军威极盛，刘禅个人威望达到阶段顶点。
魏吴二国短时间内难以反扑，大汉王师仍在进一步扩张大汉版图，这时在荆州新复之土进行制度改革，一定会有大量的拥护追随者。
此时的大汉，已不再是十年前那个『勤王讨曹』的地方政权。
而是刘协退位禅让后，再次承接大汉天命的『劉漢正統』。
天下所有有识之士都能看到，大汉已是旭日大升之兆，金刀之谶终将再现于华夏大地。
只要能够成为大汉的一分子，只要协助大汉一统天下，他们的未来是无限的。
蜀中那批由寒族豪族组成的后备官吏，如今在关中大展拳脚，接下来还将到荆州开枝散叶发展势力，就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最佳明证。
而作为大汉三兴的从龙之臣，这一大批寒族、豪族，将来必有成为二千石太守、都尉者，乃至将来一跃而成中央大员，彻底改写家族命运，亦未可知。
如此情况下，如何不会吸引一大批士族豪强放弃些许土地、人口、钱粮上的利益，而支持新政？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刘禅这套新制度究竟有没有用，会给大汉带来怎样的好处。
『户调制、授田制、三长制』，这一整套组合拳，是北魏鲜卑割据河北的时候，文明太后搞的一次极富成效，乃至影响后世一千多年的制度改革创新。
隋朝保闾制，唐代乡里制，宋代王安石的保甲制，明代王阳明的十家牌制，皆始于厮。
自户籍制度汉末崩盘后，历经了三百余年，才终于有一个政权对治下做了一次土地与人口普查，而这个政权竟然还是鲜卑政权，所谓以胡制汉以少制多。
那是个什么时候？
那时候南北对峙，东西分裂，拓跋鲜卑建立的魏政权，政治中心仍在山西平城，据山西而临天下。
河北、关中遍地都是豪强坞堡。
鲜卑魏实施所谓宗主督护制，实际上几乎就是现在曹魏、孙吴的世族豪强包税制，令豪强自治而已。
可『户调制、授田制、三长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打破了豪族对人口土地的隐匿，使国家直接掌控编户，削弱了地方豪强势力。
虽然几十年后制度再次崩盘，但那已是极富能力的文明太后、还有汉化组名人孝文帝元宏全部死后，才开始的秩序全面崩塌了。
可一旦局势稍稳，当政者马上就会重新启用这套，已经证明过极其有效的制度。
这套制度成功的前提，是国家掌握大量无主荒地用于授田，且政治清明，政令不在内部遭到掣肘，最后加上中央对地方有足够的控制力，也就是中央所颁布的政令，地方州郡县能够坚决执行。
这几点，现在的大汉全部都有。
虽说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官僚体系腐化、战争消耗，制度必然走向崩坏，但所有制度本身都是带有『生命周期』的，所有制度的崩坏都具有历史必然性，绝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
刘禅眼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得人口，如何吸引荫户成为大汉编户的问题，就是如何越过豪强，直接把手伸到基层的问题。
如果他的目标只是像刘秀那样一统天下，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完全可以怎么让豪强快乐怎么来，完全可以怎么最快、最多、最轻松地汲取民间资源怎么来。
但刘秀的前车之鉴在前，作为一个穿越者，如果连这么点尝试都不敢做，那就太废物了，还有穿越者前辈直接在这里摊丁入亩呢！而他不过多迈了半步而已。
史载，文明太后在实施户调制、计口授田与三长制后，『国家计省昔十有余倍。』
非是指国家开支节省了十几倍，而是指国家财政效率，也即实际财政收入与征税成本的综合效益，得到了十倍以上的提升。
此前征收赋税，是直接向包税豪强征收，他有一百户，只给你缴十户的税，所以税率必须提得足够高，高到足以维持政权的运行。
实施新制后，全面降税，引荫户为编户，税基爆炸式增长。
百姓在总负担下降的情况下，主动成为国家编户，领取田亩，纳税人口大增。
国家以极小的成本，获得了十倍于成本的收益，即使这个总收益与原本的赋税差不多，甚至还要略少。
而为国家征税、维稳的三长，并没有完全取代地方豪强大宗，而是将他们纳入其中的同时，将略弱于他们的中小豪强纳入政权，分割了地方豪强大宗的地方自治权。
这几乎与大汉在蜀中所进行的改革是一样的，扩大胥吏队伍嘛，给胥吏以未来的政治利益嘛，只不过这次又向前走了半步。
蜀中如今的制度，最基层的吏员到『里』这一级就结束了，一里负责二十五户人家，现在，则是在旧制的基础上多增了一个『邻』。
此前给予的政治利益，不是进入国家行政系统成为郡县佐吏，而是免其户一人徭役，并发予俸禄。
因为彼时大汉只有一州，郡县官僚系统早挤满人了，不可能承诺说让你三年后可以成为郡县佐吏。
现在不一样了。
官僚系统出现了大量空缺。
三长作为半义务职，其报酬远低于养一支庞大的胥吏队伍，将来还能晋升为国家行政人员。
这降低了国家从无到有自己培养官吏的难度，对于一个仍处于上升阶段，而又极缺官吏的政权来说，简直就是双赢的制度。
费祎、董允、董厥、孟光这些大吏哪里不明白这一点呢？
所以在看完天子给出的这一整套组合拳后，愈发觉得，这似乎真是一套可以在荆州施行的新政。
至少在夷陵、夷道、江陵、临沅四地试行，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因为大汉的军队就在这里。
心思敏捷的费祎不由暗自感喟。
像他这样的府僚大吏，主政巫、秭、夷陵新复之地近一年，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荆州建立新制，而是直接搬了蜀中的经验。
而这位天子竟然苦心孤诣至此，荆州新复，便抛出了一套制度，还是一套当真恰合时宜的制度！
其中或许免不了法邈、张表、霍弋、诸葛乔这些年轻人从旁筹谋，但能在亲征劳苦之余，思考如此长远之事，何其可贵？
联想到关中克复后的鹰扬折冲内外府兵之制。
再联想到冯翊东巡后，这位陛下制定的四柱记账法，墨入朱出之法等大大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
等到将来大汉混一寰宇，论文治武功，古往今来，还能有几位帝王能与比肩？怕是屈指可数了！
这不是费祎一个人的想法。董允、董厥、孟光这些国家大吏，此刻无不在内心发出类似的感喟。
在天子冯翊东巡归来后，国家还颁布了所谓『六条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