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不少地方，或是仍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或是私钱劣币泛滥，总而言之，因民间缺乏良币，豪强鱼肉百姓，兼并土地人口之事，仍然大行其道，甚于从前。
丞相与刘巴共事许久，对经济如何影响国家运转再了解不过，自然知道蜀直百非长久之计。
更是明白，只有朝廷大规模印铸真正的良币，才能让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回复正轨，才能激发百姓耕织渔牧的积极性。
但没办法。
国家无铜。
市场又处于钱荒状态。
只能继续扩大直百钱的规模，增加这种由国家管控的货币在市场的流通量，刺激市场贸易的活力。
眼下不同了。
只要朱提铜矿在手，大汉便可革除旧弊，着手铸造含铜量足、做工上佳的新钱。
这并非只为解决眼前三军将士赏赐、抚恤之困，也并非只为可能会在成都、长安发行的国债兜底，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重塑天下钱法，奠定大汉三兴之基。
有了统一、可靠、充足的货币，蜀中、汉中、关中、荆州诸地，商业将会更加繁荣，从而反过来刺激工农各业的发展。
再过几年，十几年，民生恢复，市场贸易恢复正常，朝廷税收、官吏俸禄，将士赏抚，同样可以更多采用货币，减少实物依赖。
就算刘禅突然暴毙，就算大汉北伐东征失败，三国再次僵持，大汉也已不再是从前的大汉了。
李恢已奉刘禅之命，征募人手，在矿山建立军寨维持秩序，先行小规模开采，兼规划从矿山通往泸江（金沙江）的道路。
明清时期，朱提铜从金沙江入长江，一直到镇江入京杭大运河，最后运至燕京，万里之遥。
仅此一矿出产，便抵得上南方数省所有铜产之和，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矿。
刘禅丝毫不怀疑李恢所言『千年未必能尽』有何夸张之处。
星夜。
董允、费祎两名侍中联袂离开官寺，又一起登上一辆简陋鹿车，回到了董允的住处。
二人一番洗漱过后，却是如少时那般同榻而睡，抵足而眠。
费祎以手抚胸，首先开口，道：
“先帝、丞相，你我都曾关切南中铜矿之事，未有所获。
“不意陛下亲征以后，北伐东进接连大胜，竟又发现如此巨矿，我大汉之天命，国运，便在此了，天不亡我大汉啊。”
许久后，就在费祎即将入梦时，董允才终于嗯了一声作为回应。
费祎半晌才反应过来董允回的是什么，又思索了半晌，道：
“只是，如今我大汉形势大好，不过是一点钱帛问题，陛下又已知朱提铜矿之事确切属实，本可将赏赐之事拖一拖等一等，竟仍如此心狠，着实教人既敬且畏。”
董允自然知道费祎说的是天子举债之事，虽然躺着，却仍微微摇头：
“哪是心狠？陛下自北伐以来，便一心扑在匡扶汉室大业上，再也不顾所谓天家体面了。”
二人在榻上沉默片刻，董允想到了什么，忽然道：“
“今日伯达（张表）问陛下，是否要先清算一番蜀中那些与孙权私下交通，存有异心的豪强大家？文伟以为如何？”
费祎闻言，问：“此议…值此时节，是否有些酷烈？恐伤陛下仁德之名。”
费祎明白董允的意思。
这些豪强大家抄他个十家八家，几十万石粮必然有了。
而他们与孙吴交通，心怀异志，阴谋作乱在先，证据已在朝廷之手，此刻又值大胜，将他们抄家，蜀中乱不起来，还能借此震慑一番其他暗有异志之人。
董允并未立刻回答，只静静躺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去岁日食地动，宗庙震毁，蜀中沸沸扬扬，各地劣豪恶富与孙吴阴谋作乱者不少，诛其首恶，既杀鸡儆猴，又解燃眉之忧。
“这些主动与孙权眉来眼去，阴谋作乱之人，畏威而不怀德，此时不作处置，又当何时？
“再则，这些人难道不知自己处境堪忧？
“倘若大汉果真发行国债，他们会不会想着求购几份以表自己忠君爱国之心？倘若连国债如此机会都不能抓住，便只能将他们打掉了。”
费祎闻此恍然，字斟句酌：
“确该如此。
“只是不论如何，须存分寸。
“待国债发行已毕，这些事情，便交予各郡太守、都尉来做吧。
“务必教天下人心服口服，不当波及无辜。”
董允颔首：“这些日子于巫、秭二县，搜得不少人与孙吴交通，阴谋作乱的罪证。”
…
接下来的几日，夷陵城内依旧忙碌，汉军休整、训练、布防，一切井然有序。
而在官寺之内，费祎、董允等大臣则昼夜不停地推敲着大汉国债的每一个细节，以至废寝忘食。
刘禅也时常参与讨论，将自己记忆中关于债券、信用、金融的零星知识全都一股脑搬了出来。
最终确定，首批国债，称为『大汉炎武元年东征专项国债』，以示其用途明确。
债券面额，暂定为千石、五千石两种，分别适配大豪强与小门户，让他们按能力购买。
每户限购两份，让大汉与更多的家族利益绑定在一起，也分散家族的风险，让他们可以不用顾忌朝廷借此发现他们家里有巨额财产。
期限定为一年，年息暂定为“什一”，即百分之十。
这个利率高于寻常存储，低于时下至少三成利的高利贷。
在有朝廷公信力为保障的情况下具有不错的吸引力。
由相府协同大司农下属新设『国债曹』负责绘制、登记、发放与后续管理。
国债凭证采用特制桑皮纸，上书暗纹，特定编码，并有刘禅亲笔书写的『朕准此』三字，并于其上加盖天子玉玺，仿造辄死。
发售仅在成都、长安两座大汉牢牢掌控京都进行，防止地方债混乱不堪，尾大不掉，由两都官府组织，公开售卖，登记造册。
方案初步拟定，刘禅仔细审阅后用了印，特意让费祎抄录两份，一份加急送往成都，交由长史蒋琬，命其于成都筹备。
另外一份，则由费祎亲自送往长安，与丞相再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