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7日，柏林，联邦刑事警察局。
瓦格纳博士看着对面的人，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
斯特里奥斯比照片上瘦，眼睛下面挂着两团青黑，但坐姿很稳，不像刚被引渡的犯人，倒像来开会的生意人。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吗？”
斯特里奥斯点点头。
“希腊关不下我，德国想抢。”
瓦格纳没接话。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间。
斯特里奥斯低头看了一眼。是照片。克里特岛那个码头，他的渔船，他的手下，还有那八十桶“黑珍珠”。
“五吨。”瓦格纳说，“够判你二十年。”
斯特里奥斯抬起头。
“瓦格纳博士，咱们别绕弯子。你想知道什么？”
瓦格纳靠回椅背。
“谁是你的上线？”
斯特里奥斯笑了。
“上线？我是希腊人。我们不讲上线，讲合作。”
“和谁合作？”
斯特里奥斯沉默了几秒。
“一个非洲人。脸上有疤，话不多，下手狠。他在马赛干过，在利物浦干过，现在在希腊。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只知道他的代号——‘蝎子’。”
瓦格纳在笔记本上写下“蝎子”两个字。
“他怎么联系你？”
“一次性手机。用完就扔。号码每次换。”
“货从哪里来？”
斯特里奥斯摊开手。
“船。我不知道船从哪里来，不知道货从哪里来，只知道每次货到之前，他会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去接，他卸货，我分钱。就这么简单。”
瓦格纳看着他。
“你知道五吨货值多少钱吗？”
“一千六百万欧元。零售价翻三倍。”
“那你知不知道，这批货是谁的？”
斯特里奥斯沉默了几秒。
“我听说是非洲那边一个大佬的。叫什么‘黑曼巴’。但没见过。”
瓦格纳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柏林冬天的天空，铅灰色，压得很低。
“斯特里奥斯先生，你帮他们卖了两个月货，赚了多少钱？”
“三百万欧元。还在账户里，没动过。”
“为什么没动？”
斯特里奥斯笑了。
“因为我知道早晚会有人来问。钱动了，人就死了。”
1998年1月8日，伦敦，泰晤士河警察总部。
格雷厄姆把那份从柏林传来的审讯记录放下。
埃利斯站在他面前。
“德国人动手挺快。”
格雷厄姆点点头。
“斯特里奥斯说了多少？”
“说了‘蝎子’，说了‘黑曼巴’，说了五吨货。但他不知道上线是谁，不知道货从哪里来，不知道那个‘蝎子’现在在哪儿。”
格雷厄姆沉默了几秒。
“这是典型的单向联络。就算抓一百个斯特里奥斯，也摸不到上游。”
埃利斯没说话。
格雷厄姆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泰晤士河，灰蒙蒙的水面上漂着几艘驳船。远处，碎片大厦的塔吊还在转，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人。
“特纳那边有动静吗？”
埃利斯摇头。
“没有。他的行程正常，银行流水正常，连电话都少了。好像在等什么。”
格雷厄姆转过身。
“等风头过去。等我们查累了，放弃了，忘了他。然后他再出来，换一个代号，换一批人，重新开始。”
埃利斯沉默了几秒。
“我们怎么办？”
格雷厄姆看着他。
“继续等。”
1998年1月9日，墨西哥城。
维克托站在量子计算实验楼的监控室里，看着那块巨大的屏幕。
屏幕上，地中海沿岸的红点比上周又多了十几个。桑切斯的系统标记了三十七个可疑目标，意大利和希腊的海岸警卫队已经追查了其中二十一个。
“斯特里奥斯被德国人引渡了。”布拉莫站在他身边，“审讯记录刚传过来。”
维克托接过那份记录，扫了一眼。
“‘蝎子’。马赛，利物浦，希腊。”
他抬起头。
“这人见过科斯塔，见过萨米尔，见过黑曼巴。他知道的事情，比斯特里奥斯多十倍。”
布拉莫点头。
“希腊那边还在搜。但‘蝎子’这种人，不会在原地等着被抓。”
维克托沉默了几秒。
“告诉桑切斯，盯着希腊的所有港口。三天之内，如果‘蝎子’想跑，他一定会上船。”
布拉莫愣了一下。
“您确定他还在希腊？”
维克托把审讯记录放下。
“他手里有五吨货要卖。货没卖完，他不会走。”
1998年1月10日，雅典。
“蝎子”坐在一间咖啡馆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
他已经换了三个住处，扔了五部手机，剪了两次头发。脸上那道疤太显眼，他用创可贴贴着，假装是刚刮胡子刮破的。
咖啡馆的电视里在播新闻。希腊语他听不懂，但画面能看懂——斯特里奥斯的照片，码头的照片，还有那八十桶“黑珍珠”堆在岸边的画面。
他把咖啡钱放在桌上，站起身。
刚走到门口，手机响了。
是斯特里奥斯留给他的那部。一次性手机，号码只有一个人知道。
他接起来。
“货还剩多少？”
是亨德里克的声音。
“三吨。”
“能卖吗？”
“能。但需要时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老板说，时间不多了。希腊警察已经开始查港口，查渔船，查所有从非洲来的船。再有两周，你的三吨货就会烂在手里。”
“蝎子”没说话。
“科索沃那边，切库在催。他愿意用双倍价格买这批货，但货得送到阿尔巴尼亚海岸。”
“蝎子”沉默了几秒。
“阿尔巴尼亚？那是别人的地盘。”
“所以价格翻倍。”
“蝎子”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街上稀疏的行人。
“我需要一条船。”
“船已经在路上了。三天后，克里特岛南边，那个废弃的小渔港。你知道那个地方。”
电话挂了。
1998年1月11日，爱丁堡。
麦克塔维什看着莎拉·肯特刚传来的数据。
利物浦港务局的安全系统里，过去三天有三艘船可疑。一艘从摩洛哥来的，报关单写的是“橄榄油”，但吃水深度比正常货多了一米。一艘从西班牙来的，报关单写的是“水果”，但凌晨三点靠岸，四点就卸完货走了。还有一艘——没有报关单，没有船名，没有注册信息，只是在利物浦外海停了两个小时，然后掉头往北走了。
他把数据转发给那个加密号码。
十分钟后，回复来了：
“第三艘船是接货的。目的地：格拉斯哥。”
麦克塔维什的手指在桌上停了停。
格拉斯哥。
他的城市。
“卡勒姆。”
卡勒姆从门口走进来。
“告诉麦克林，格拉斯哥港口，今晚开始，三班倒，二十四小时盯着。任何没有报关单的船，任何凌晨靠岸的船，任何卸货不开灯的船——拍照，录像，记下车牌。”
卡勒姆点头。
“还有，”麦克塔维什站起身，“告诉墨西哥人，格拉斯哥这边，我们需要实时监控。不是事后报告，是实时。”
1998年1月12日，凌晨，格拉斯哥港口。
麦克林站在一个废弃仓库的三楼，透过窗户看着下面的码头。
夜很黑，风很大。码头上只有几盏灯亮着，照出一小片昏黄的光圈。
三点二十分，一艘渔船靠岸。
没有灯，没有声音。船上的人跳下来，四个人，动作很快，从船舱里抬出几个塑料桶，装上一辆早就等在那里的货车。
麦克林举起相机，按下快门。
货车发动，驶离码头。他记下车牌。
然后他拨了一个号码。
“货到了。车往东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车牌。”
“假的。但车是白色依维柯，左侧尾灯坏了。”
“追。”
麦克林挂了电话，对手下打了个手势。三个人下楼，上了一辆不起眼的福特车，朝货车离开的方向追去。
1998年1月12日，上午，格拉斯哥。
麦克塔维什看着麦克林发来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