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殷准备的时候，两方在内外城相互对峙，隔墙而骂，齐军狂攻多时，又夺占了外城，士气难免松懈。
半日之内就打到这个地步，高殷也没有料到，因此赶紧接近龙头城门，逼得后军不得不跟进，将外城团团围住。
部分飞鸦军在马尾后系上树叶，身后扎着旗帜，在城外四处周旋舞动，营造大军源源不绝的假象。
就在这烟尘之间，突兀的多上许多棺材，仿佛从冥土中召唤归来的一样，令周人止不住地惊愕。
实际上抬来的棺椁数量没有那么多，大部分是就近发掘搬来的，更多的是开棺之后把东西取走，就丢在那里。
然而这个东西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见到这一幕的周军眼睛都瞪直了，活人生不如死，就连死人也不得安生。
“那、那是我阿耶！”
这样的惊呼在内城此起彼伏，谁忽然看见自己死去的父祖不会激动呢？何况是在两军交战的城墙上，互相之间都是最后一面。
“真是感人至深的画面啊。”
高殷啧啧，独孤永业和斛律羡对视一眼，同时想起了一件事。
至尊用薛嫔的骨头作唱，太子也不遑多让。
敢死营的士兵又多了一项额外的任务，用绳子拴住这些骨头，吊在城门、铺在地上，与其说是预防周军反攻外城，不如说是挑衅。
齐军则肆无忌惮，这又不是他们的爹，何况弱者就是要被强者狠狠践踏！
敢死营的士兵不久前都面有难色，于是高殷给了他们一项福利，若是发现自己的亲属，可以带走自己保管。
“至于那几家的，找到了吧？”
得到肯定的答复，高殷很开心。
古代同宗同族的内部仇恨，有时会比外姓之间还要深刻。毕竟外姓可以联合，可以通婚，而一族之内关于嫡庶子、宗分家的争端，就可以打上几百年。
就像大一统帝国的皇权往往会趋于集中，抽调各地税赋与民力集中供给朝廷一样，宗家也会吸收宗家的钱粮和田产，并承担照顾分家的基本责任。
而这世上的问题往往是不患寡、患不均的，无论宗家嘴上说得如何好听，最后得到的利益，一定比分家要丰厚，除非分家另寻出路，建立自己的基业，否则就逃不了被夺取的宿命。
而且土地终究是有限度的，如果一脉单传，父祖传下来的田宅就还能勉强维持；若是开枝散叶，兄弟众多，即便是一家人，也要各自须寻各自门，所谓的东祖西祖、二房三房，就是这么来的。
因此即便同为一姓，各自生活际遇也有高低，在外人看来都是一族，但关上门来自家论起辈分——哼，谁知道你是谁！
战乱的年代则更是如此，各自分属不同的国家，就更要表现得自己与身处敌营的同族败类不共戴天，因此历史上的诸葛瑾、亮兄弟虽然没有故意分别投资吴、蜀，诸葛诞更是跟他们扯不上关系，但书里写诸葛家族三国分开下注，“蜀得一龙、吴得一虎、魏得一狗”，却让这个时代的人非常认可，这就是南北朝乱世的常态。
河东几个大族的祖坟是重点查找对象，除了裴氏的，看在裴讷之的面子上不动，薛、柳的就根据投效的对象来了——因为河东落入周人之手，所以投奔齐国的薛氏柳氏族人要么就放弃了，要么就迁坟，尽可能让老祖宗远离前线阵地。
这一代投效周国的大族子弟，因为战乱的关系，多半将自身安葬在供职之处，例如长安，这样也不用每年跑回河东祭祀。
但祖宗的坟墓还是不会轻易动的，几百年的老世家，少说都有上千具，抬棺行进比奔袭打仗都麻烦，还晦气，长安也没那么多地方给他们重新安葬，也就暂时先遵循祖制。
因此现在留在这块地方的宗族祖坟，大多都是周国那边的，高殷动起来不心疼，也没有招募的打算——越往后深入，这些大族对他们齐军的抵抗心理越重，高殷也不想统他们的战了，只靠谈是谈不出天下的，还是要彻底消灭一群人，才能给自己清理出更广阔的天地。
说得更阴暗些，自己在这里乱杀河东豪族，齐国内的同族没准还会幸灾乐祸，觉得他杀得好，把周国的同族杀完了，那剩下的主房、嫡脉，可不就是他们家了？早该图图了！
周人也想不到祖先还有重见天日的劫难，直到齐主来了，他们的祖先才破土而出，用另一种方式为齐军效力。
棺椁被撬开，枯骸从中摔落，或掉出陪葬品，或摔成更多碎片。
尤其是薛氏和柳氏，这两家是特别的，祖先的灵柩被高高架起，被破坏的棺木在风中嘎嘎作响，像是祖先的灵魂在哀嚎。
高殷举起马鞭，自然有人替他传话：
“关中鼠辈！看看你们，把河东人害成了什么样子！跟着薛氏、柳氏这样的不肖子孙，为宇文氏卖命，结果把自己的祖先都给弄丢了！”
“河东人！你们的祖先也真够惨的！不仅要被拉出来鞭尸，还要亲眼看着你们为了反贼覆灭！”
说着，齐军的士兵开始敲锣打鼓，用马鞭抽打棺椁，鼓吹在一旁奏起哀乐。
一群士兵站好队列，领头的戴着有四只金眼的假面具，头套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扮演《周礼》所记载的逐疫驱鬼之神方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