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夫人的语气从起初的“又要花钱”变成“是上杉先生啊那应该的”。
家庭内部危机，顺利解除。
田中老登的家庭还是日式的传统家庭，丈夫每个月所有收入全部上交，然后妻子再从他一个月30多万日元中返3万给他当做零用钱和应酬钱，应该说是老一代日本家庭主妇管账处理家庭收支的信用是经历了至少两代人数十年才建立起来的。
但毁掉这个信用可能只需要10年，现在最年轻一代的日本男性已经不相信把钱交给妻子她们能管好账了。
甚至他们压根就不想结婚。
不过就在田中老登享受着这一刻的时候。
下午四时二十分，丰岛区，某高级公寓。
客厅里很安静。
窗外的冬日阳光已经偏西，在浅灰色的地毯上投下斜长的光影。
铃木健一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
这位中年男人四十七岁，职业是会计师，常年与数字打交道的习惯让他即便在情绪激动时也保持着某种刻入骨子里的克制——但此刻，他那双交握在膝前的手，指节泛着白。
对面沙发上坐着两位身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
年长些的那位刚刚出示了证件——警视厅警务部监察官，木下。
年轻些的是他的同事，岸本巡查部长。
茶几中央，一支小型录音设备的红色指示灯正在微弱地闪烁。
“铃木先生，”木下监察官的声音平稳而客气：“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您向警视厅提交的投诉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今天是想当面听您陈述情况。”
铃木健一抬起眼帘，满怀着不信任。
“情况？”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压抑已久的重量：“情况很简单——我父亲留下的钱，被人偷了。而偷钱的人，就在你们警队里！”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木下监察官的眉毛微微一动，但没有接话，只是做了一个“请继续”的手势。
铃木健一深吸一口气，开始说。
“我父亲叫铃木忠夫，今年七十八岁，一个人住在文京区大塚的公寓里。”
他的声音平稳，但每一个字都像在用力。
“他是那种老派人。不喜欢麻烦别人，也不喜欢跟人走得太近。我成家之后，搬到了丰岛区，离他也就二十分钟车程，但我们也不是天天见面。一个月打一两次电话，逢年过节带着老婆孩子去看看他，吃顿饭，坐一坐，就回来了。”
他顿了顿。
“二月初，我接到电话——公寓管理员打来的。说隔壁有人投诉闻到异味，管理员上门没人应，报警之后才发现……”
他的声音卡了一下。
“发现他已经走了。一个人在屋里，躺了十几天。”
岸本巡查部长的笔在本子上轻轻划过，没有抬头。
铃木健一用力咽了一下，继续说。
“后事是我处理的。火化、纳骨、收拾遗物，一样一样来。他那些年攒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旧家具，一些老照片，还有一个小小的佛龛——那是他和我妈结婚时候买的，我妈走了之后，他每天早晚都要上炷香。”
中年男人抬起眼帘。
“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他在三菱UFJ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
木下监察官的目光微微一凝。
“我是处理完后事，去银行办销户手续的时候，才知道的。银行的人告诉我，我父亲生前租了一个保险柜，年费一直按时交，需要我作为继承人去打开清点。”
他停顿片刻。
“打开之后，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份手写遗嘱，还有一个存折——存折上只有十几万日元。”
他盯着木下。
“遗嘱上写的，他存有一千三百万日元现金。就放在他卧室那个佛龛的抽屉里。”
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
“我去看过那个抽屉。”铃木健一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空的。”
铃木健一的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灼灼地盯着对面的人。
“那一千三百万日元，是我父亲攒了一辈子的钱。他说得很清楚，是给我儿子出国留学用的。遗嘱是去年七月写的，亲笔，有日期，有签名，有公证处的印章。那笔钱，它存在过。”
“但是现在，它不见了。佛龛抽屉是空的。我打电话去大塚署问，他们说现场勘查笔录里没有任何关于‘现金’的记载。只有一句话：‘佛龛抽屉内发现少量贵重物品，已登记保管。’”
他冷笑了一声。
“少量贵重物品？一千三百万叫‘少量’？”
木下监察官没有回答，他皱着眉头只是问：“那些‘贵重物品’，您收到了吗？”
“收到了。”铃木健一说：“一枚旧怀表，我妈留下的几件首饰，加起来值三四十万日元。这些东西我拿到了，现在就放在家里。但是那一千三百万——”
他的声音骤然加重。
“有人把它拿走了！”
铃木健一的身体微微往后靠了靠，但那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木下监察官的眼睛。
“我问了大塚署当天出过现场的人。不是正式问，是托关系打听的。有三个人，口径一致：当天勘查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什么‘大量现金’。佛龛抽屉是谁打开的、里面有什么，他们都不清楚，因为当时负责清点登记的，只有一个人——”
他顿了顿。
“田中直树警部，新任的大塚署刑事课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