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山最后那句“这是纪律”说的很是坚决，严正平也没法再追问。
跑了几十年现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等。
但他把侯德山那片刻的迟疑记在了心里。
或许，所谓的“技术攻关”可能是本次救援报道的独特角度。
“行，听侯科长安排。”严正平合上采访本，“那就先拍外围。”
侯德山侧身引路：
“几位这边走。井口外围可以从警戒线外拍，办公楼外观也行。指挥部领导那边，我帮你们协调，看哪位领导有空出来说几句。”
采访从上午十一点持续到下午两点。
严正平先拍了办公楼外围的受困人员家属。
林芳的录音机一直在转。
她录了高音喇叭的循环喊话，录了水泵低沉的轰鸣，特别录了警戒线外那些家属压抑的哭声。
有一个镜头她录了很久。
是个头发蓬乱的女人，怀里抱着三四岁的孩子，蹲在雪地里。
孩子睡着了，女人的手一下一下拍着孩子的背，眼睛却死死盯着井口方向，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
林芳悄悄把话筒凑近，才听清那是一句话：
“大柱，你撑住。大柱，你撑住。大柱，你撑住……”
林芳眼眶红了，但她没停录音机。她知道，这才是真实的声音。
……
侯德山协调了半小时，终于把孙保国从指挥部请了出来。
孙保国站在办公楼门廊下，身上的军大衣皱巴巴的，领口敞着，露出里面被汗浸湿的灰色毛衣，满脸都是连续奋战后的疲惫与焦虑。
“孙局长，能介绍一下目前的救援进展吗？”严正平举起采访本。
孙保国对着林芳的话筒，沉声说道：
“省里已经协调了全省最好的专家赶到现场。目前我们正在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第一是全力排水，所有水泵满负荷运转。第二是地面打钻，准备往避难硐室建立生命补给通道。”
他顿了顿，语气更重了些：
“我向被困的十八位矿工兄弟和他们的家属保证：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一个人。这是省里的决心，也是全体救援人员的决心。”
严正平飞快记录，同时追问：“孙局长，您提到的专家，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孙保国微微一顿，目光不自觉地瞟了一眼办公楼西侧的方向。
那个方向，是一楼走廊的尽头。
他很快收回目光：
“有省煤炭局的技术骨干，有怀南矿院的水文地质专家，还有科大的几位专家，以及省里协调来的其他技术力量。具体人员，暂时不便透露。”
又是“不便透露”。
严正平的笔尖在采访本上停了一瞬，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写。
采访结束，孙保国朝记者们点了点头，转身快步回了办公楼。
记者们则被侯德山引回了一楼东侧的接待室。
这间屋子原本是矿上的荣誉陈列室，墙上挂满了各个年代的锦旗和奖状——“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安全生产红旗”、“皖省三线建设模范单位”……见证着杨庄煤矿从建矿到现在的光辉历史。
墙角立着两个搪瓷脸盆架，盆里的水已经结了薄冰。
侯德山让人从隔壁会议室搬来一只的铁皮煤炉，搁上铝壶，总算驱散了些许寒意。
几位记者各自拍了几张杨庄煤矿的荣誉照片，随后各自整理自己的采访资料。
“几位同志先在这儿歇歇脚，喝口热水。”侯德山给每人倒了半缸滚烫的开水：
“指挥部和技术组那边一有能对外发布的消息，我第一时间来通知。午饭待会儿有同志送来，有什么需要，随时到二楼宣传科喊我。”
“侯科长，您忙您的，不用管我们。”严正平道了谢，双手捧着搪瓷缸暖手，目光却透过糊着薄冰的玻璃窗，看向西侧走廊深处。
那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一两个行色匆匆的干部或技术员快步走过。
门上用白漆刷着的“技术科电子计算机室”几个字，在走廊尽头幽暗的光线下，看不太真切，却莫名透着一种不容窥探的肃穆。
侯德山又客套了两句，便转身出去了，轻轻带上了门。
“严老师，您说……”年轻的市报记者王城凑过来，压低声音，眼睛也瞟着西侧走廊，“那机房里头，到底在搞啥名堂？神神秘秘的。我看孙局长和侯科长对此都讳莫如深。”
“纪律。”严正平抿了口热水，烫得舌尖发麻：
“这种重大事故救援，核心的技术方案和研判过程，保密是常态。尤其是涉及可能改变救援策略的关键技术突破，在结果出来前，不会轻易对外透露，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或干扰。”
他做了二十多年记者，见惯了各种场面，深知有些“不便透露”背后，往往藏着真正的新闻富矿，或者，是绝境中奋力一搏的微弱希望。
事实上，矿上的领导是怕“主持救援的专家只有十九岁”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会瞬间引爆被困矿工家属本已脆弱的情绪，引起难以预料的恐慌，所以才对外选择了临时保密。
但他们没想到，这种严防死守的姿态，反而激起了记者们更强烈的好奇心。
“不不过，严老师。”王城忽然抬起头，压低了声音，他来得早，在矿领导下达封口令之前听到了些风声，“我上午刚到的时候，在调度室那边听了一耳朵，现在想起来，有个消息挺有意思。”
严正平和林芳同时看向他。
“调度室的人说，这次来的科大专家，带头的好像是个‘很年轻’的同志。”王城翻了翻采访本，“具体多年轻，他们没怎么提。但说是……”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眼中闪着一种发现大新闻的兴奋。
“说是一个经费八十万的‘国家重点项目’的核心人员。”
林芳眉梢猛地一挑。
八十万！
这个数字在1980年初意味着什么，在场三个记者心里都清楚。
省里一个重点实验室，一年的经费顶了天也就三五十万。
八十万，那是国家级的重大攻关项目才有的待遇。
“能扛这种项目的人，再年轻也年轻不到哪儿去吧？”林芳想了想：
“三十多岁？四十出头？像钱学森先生回国那会儿，也就四十出头。”
“差不多。”严正平点点头，他翻开采访本，重重写下“技术攻关”几个字，又在旁边添了一行注脚：
“科大专家。国家重点项目（八十万）主持人。”
写完之后，他又翻到新的一页。
想了想，他写下一个标题：
《杨庄煤矿透水事故救援现场见闻——记奋战在背后的无名英雄》
标题下面，他继续写道：
“1980年1月7日，皖北杨庄煤矿。一场突如其来的透水事故，将十八名矿工兄弟困在二百六十米深的地下。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水位一寸一寸上涨。而在矿区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一扇紧闭的木门后，一群来自省城的科技工作者，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死神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
写到这里，严正平停下笔。
他抬起头，看向那扇紧闭的门。
门依旧关着。
走廊尽头，只有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匆匆走过，在小黑板上更新了几个数字，又匆匆离开。
“我去趟井口。”王城站起身，把照相机挂在脖子上，“看看排水那边有没有新进展。两位老师，有什么情况我回来通报。”
“我也去。”林芳拎起录音机，“录点现场音。水泵声、排水声、工人喊号子的声音……这些素材后期都能用上。”
两人推门出去，接待室里只剩下严正平一个人。
他没有出去，就这样捧着搪瓷缸，目光始终落在西侧走廊深处那扇紧闭的门上。
做记者二十六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重大现场，不随大流，盯住最关键的那个点。
而此刻，这个救援现场最关键的点，显然就在那扇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