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允许郡府在完成朝廷定额税收后，将部分超额完成或新开拓的税源，按比例留存地方，专款用于核准的地方建设。此举既可激励地方开源节流、积极作为，亦可减轻朝廷在具体工程上的财政与管理负担，形成上下相济的良性循环。当然，需配以严格的御史监察与审计，防止其成为盘剥地方的借口。”这是试图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探索激发地方活力的财政管理模式。
“其三，亦是臣最深切的体会，乃律法、教化与民情的融合。”荀彧的目光变得深邃，“朝廷律令，为天下准绳，然条文下达郡县，如何使其不生硬，能为民所理解、接受乃至信服？臣在处置郡内讼狱、推行新政时，深感于此。”
“譬如度田，若只强硬推行律法，易生抵触。故臣常令郡中法吏、学者，将律令中与民生息息相关者，如田土、户婚、赋税之条，编为浅显歌谣、乡约俚语，由乡老、里正于乡间宣讲。同时，于断案之时，不仅引律，亦重情理，力求罚当其罪，心亦服焉。”
“臣以为，法治之根在于民心。朝廷大政，若能辅以深入浅出的教化，兼顾法理人情，则推行之阻必大为减少，长治久安之基，方能愈发稳固。”
荀彧最后总结道：“陛下，此三点，乃臣于弘农任上，基于实务的一些粗浅思考。其核心无非是通、活、融三字，贯通人才上升之途，搞活地方财政之局，融合律法教化于民心。弘农虽小，或可为一试验之田。若其中一二经验，能经陛下圣裁，完善后推及他处，助益于陛下维新之宏图，则臣幸甚。”
荀彧的这番陈述，已然超越了一般的地方官汇报，他展现出的是一种系统性的政治思维，是在具体治理中不断提炼、试图为帝国寻找更优治理模式的探索精神。
他所提出的，不仅仅是解决弘农问题的方法，更是关乎国家人才战略、中央地方关系、法律与社会融合等根本性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通、活、融。”刘辩低声重复着这三个字，手指在战车的木质护栏上轻轻敲击，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荀彧提出的这三条思路，确实切中了不少时弊，展现了他超越一郡之守的视野。
片刻后，刘辩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荀彧，直接点明了他的看法：“文若，你这三条，第二条活字，即予地方有限财权眼下不好办。”
他没有对第一条通和第三条融做出直接评价，这种沉默本身便是一种默许甚至认同，天子关注的重点，落在了最具争议性和操作难度的财政问题上。
“朕明白你的初衷，是希望调动地方能动性，避免事事仰赖中枢，缓不应急。”刘辩先肯定了荀彧的出发点，随即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然而，文若，你需知，有些口子一旦松开一丝缝隙，便会有‘聪明过人’的官吏，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乃至惊吓。”
他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与警惕：“朝廷这些年，耗费了多少心力，才勉强将压在百姓头上的诸多无名之赋、随意摊派稍稍减轻。若开了允许地方自留部分财源这个口子，哪怕初衷再好，规矩定得再严，也难保不会有人借此巧立名目，旧弊重生，甚至变本加厉。制度设计，最忌的便是凭空指望执行者的道德操守。朕必须假设，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有人会钻空子、会滥权。若以此为前提，你这活字诀，风险太大。”
他承认有荀彧这样的能臣干吏，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其自我膨胀和逐利倾向必须用最严密的制度来约束。
官吏体系永远是最大的问题，朝廷在制度设计的时候绝对不能考虑人的影响。
任何一个组织里都不可能没有清廉奉公、恪尽职守的人，即便是再混乱的组织，也必然会有人怀揣着理想与正义。
但是制度设计的时候绝对不能抱着大家都清廉奉公、恪尽职守的想法去设计，必须得考虑一旦落实到执行层面，会不会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作为、乱作为乃至胡作非为。
看到荀彧神色平静，并未因被否定而显露沮丧，刘辩语气稍缓，给予了安抚和肯定：“不过，你能看到地方财政僵化带来的问题，并提出此议，说明你是真正在思考如何改善治理，而非墨守成规。地方财政的问题，确实亟待解决，你的方向没错。”
接着，刘辩稍稍透露了一些他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既是对荀彧的引导，也是一种信任的体现：“但解决之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方财权与地方官吏的选拔、任命、考核体系紧密相连，可谓是一体两面。现如今，郡守、县令虽为流官，但其麾下佐吏多由长官自辟，或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许多弊端的根源。”
他提到了正在推进的改革：“正如如今正在组建的州府，其核心之一便是加强垂直管理。待州府制度稳定，下一步必然是要将改革下沉至郡县层级。届时需要将郡县中的诸多职位，其选拔、任命、升迁也逐步纳入朝廷更统一的规制之中，削弱长官个人色彩，强化其作为国家官僚的身份认同。”
刘辩描绘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蓝图：“唯有先初步理顺了这层官吏关系，让郡县官吏更多地向朝廷法度负责，而非仅仅向主官个人效忠，届时再谈论适度下放财权，配套以严格的审计监察和透明的预算制度，方有稳妥推行之可能。否则仓促放权，无异于纵虎归山，遗患无穷。”
军队与暴力是政权存在的根本原因，财政是政权一切问题的根源，而人事是政权政治的绝对体现。
刘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军队与暴力，保证了大汉这个政权还能继续存活下去，没有人能够用暴力推翻大汉的统治，令四方不敢轻举妄动，以力破巧，奠定乱后求治之基。
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刘辩也解决了一部分财政问题，一百亿的税收虽然做不了多少事情，但是也能让朝廷将自己的政策推行下去。
但是最后的人事问题，刘辩目前还没有对这个体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增加了太学和鸿都大学这两个取材途径，最根本、最核心的举荐制度还是没有改变。
官吏体系的问题肯定得解决，但是绝对不能急于一时。此乃政权政治之绝对体现，是一切政策最终的执行者，亦是民心得失的直接关联者。
要让官吏从私人官吏转变为国家官吏，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意味着整个体系需要大改，刘辩和大汉都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臣明白了。”荀彧拱手应了下来。
荀彧并没有自视甚高，有些事情只有经历过才知道，过去他以为的那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十几年中并没有任何作用，当今天子才是大汉的最高领袖，天子也如愿解决了过去的问题，荀彧相信天子的政治能力。
目前的确遇到了新的问题，但是天子说不行那就是不行，有些问题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