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刘辩这一声简短的肯定，蕴含着对司法部数年辛勤工作的认可，也标志着清理法律基础这一浩大工程终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无论后续改革如何进行，至少此刻，大汉境内生效的所有法律条文，第一次被系统性地梳理、呈现在朝廷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即便改革之路漫长，仅此一项也已让朝廷对自身法度有了清晰的家底，为日后任何决策提供了坚实依据。
得到天子的肯定，贾诩神色不变，继续以他那特有的、不带多少感情色彩却极具分量的声音陈奏：“陛下既已首肯梳理之功，臣以为朝廷此时正当顺势而为，筹备推动司法改革之深入。”
他略微停顿，让话语的重要性沉淀下去，然后清晰地说道：“臣等初步议定，当以新纂修之《正始律令》为总纲，为天下法度之根本。然，律令为纲，尚需目张。故臣建议，仿前朝旧制之精要，于《正始律令》之下，分门别类，设置若干专项律法。”
他开始具体阐述改革的核心框架：“例如，可设《吏律》，专司规范官吏铨选、考课、职责、贪渎之罚，使吏治清明有法可依；设《户律》，明确户籍、田土、赋税、婚姻、继承等民事，以定分止争，安顿黎庶；设《礼律》，将关乎朝仪、祭祀、典章等国之大事纳入法制，彰显朝廷威仪；设《兴律》，专管工程营造、河渠修缮、物资调配，确保国用不虚；设《厩律》，规范驿传、车马、宫苑管理等事务……”
贾诩的思路非常明确：构建一个以《正始律令》为根本法，以各类专项律法为分支的、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成文法体系。
这旨在改变过去律令混杂、一事一令、头痛医头的混乱局面，使法律体系本身变得系统化、专业化，便于官吏掌握和执行，也从源头上减少法律适用上的随意性和模糊空间。
“此外，”贾诩话锋一转，触及了更关键的权力重构问题，“关于死刑复核权之收回与行使，臣等以为，当设立明确程序。凡地方郡县判决死刑之案，无论案情轻重，案卷与人犯必须呈报至廷尉府。由廷尉府组织精干法吏进行复审，核查证据、程序、适用律条是否无误。复审无疑义后，再呈报陛下御览，由陛下最终朱笔勾决，方可执行。其间，御史台有权随时介入监督，以防冤滞。”
这一条是真正将死刑复核权从纸面落到实处的关键，它规定了层层上报、专业复审、最终由皇帝裁决的严格程序，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官府的擅杀之权，并将最终的生杀大权象征性和实质性地都收归于中央朝廷与皇帝手中。
“为确保新律推行与司法公正，”贾诩最后补充道，“臣还建议，于各州郡逐步设立司法曹，选派通晓律法之干吏任职，专司刑名案狱，受朝廷司法部与廷尉府垂直管辖，不受地方郡守过多干预。同时，定期由朝廷派遣巡法使，巡视地方，检查狱讼，纠劾枉法。”
贾诩的奏对条理清晰、目标明确、措施具体，不仅提出了构建新法律体系的宏观蓝图，也规划了收回核心司法权力的具体路径，还考虑了确保法律得以执行的制度保障。
“诸卿以为如何？”刘辩还是没有自己的意见，再次问向群臣。
朝堂之上，众臣听得聚精会神，这是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相对完整的司法改革方案。
虽然早已知道改革势在必行，但听到如此详尽的规划仍感到震撼，这意味着一场深刻影响帝国统治根基的变革即将正式启动。
就在众人消化这庞大信息时，位列司法核心之一的廷尉宣潘，再次出列，手持玉笏沉声奏道：“臣廷尉宣潘有奏。”
“准奏。”刘辩目光转向他。
宣潘并非是要反对贾诩，事实上，这套改革方案的雏形在司法部内部以及几位核心大臣之间已经讨论了无数次，他此刻出列是为了查漏补缺，将一个至关重要且敏感的具体问题摆上台面。
“陛下，贾尚书令所言，收回并严格行使死刑复核权乃司法改革之核心，臣完全赞同。”宣潘先定了基调，随即话锋一转，指向了一个特殊的存在，“然，我朝旧制，有一地之长官，其权柄特殊，乃拥有名正言顺之死刑终审权，无需上报朝廷复核，此地便是河南尹！”
河南尹，作为过去帝都洛阳所在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位同九卿，秩中二千石，权柄极重。为了保证京畿之地的高效治理，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自前汉以来便赋予了河南尹一项超乎寻常的地方官的权力：对于辖区内发生的绝大多数案件，拥有最终的判决权，包括死刑！
这项权力是白纸黑字写在制度里的，是河南尹权威的重要象征和保障。
“昔日定都洛阳，为保京畿稳定、政令畅通，特授河南尹此权乃权宜之计，亦是必要之策。然如今形势已变！朝廷已迁都长安，京兆尹乃新都所在。河南尹虽依旧位高权重，掌管旧都及周边要地，但其京畿之特殊地位已然改变。若在司法改革，意在收回地方生杀大权，强化中央权威之际，仍独留河南尹手握死刑终审之权……”宣潘的语气逐渐加重。
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已经非常清楚：这将成为新司法体系中的一个巨大漏洞和悖论。
一边要求天下郡县将死刑案卷人犯上报中央，一边却允许河南尹自行决断，于理不合，于法不容，更会削弱改革的说服力和执行力。这项因特殊历史地理条件而存在的特权，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故臣恳请陛下于推行新司法体系之时，明令收回河南尹之死刑终审权！自此河南尹辖内死刑案件亦当如天下诸郡一般，案卷、人犯悉数上报廷尉复审，最终由陛下圣裁！”宣潘躬身，声音斩钉截铁。
这个提议触及了一个实权高官的核心权力，不可谓不敏感，然而刘辩的反应却异常迅速和果断，几乎在宣潘话音落下的瞬间，刘辩便清晰而有力地吐出一个字：“可！”
他没有像之前那样询问诸卿以为如何，没有给朝臣讨论和权衡的空间。
因为这个决定在政治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迁都之后，河南尹的重要性虽然不会衰减，它仍是控制关东、连接四方的重要枢纽，其长官依旧是高官显爵，但是其京畿的特殊性已经转移至京兆尹。
在新的权力架构和司法改革蓝图中，不允许有任何地方官，哪怕是京畿长官再拥有这种超越中央监管的终极权力。
刘辩的果断，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司法改革，中央集权，不容置疑，没有例外。
即便是河南尹这样的重镇也必须服从于新的国家法度，这项权力的收回，不仅是司法改革的技术性步骤，更是一次强烈的政治宣示。
随着河南尹死刑终审权收回事宜的尘埃落定，今日朝会的主要议题已基本商议完毕，司法改革牵涉甚广，非一次朝会所能穷尽，今日之议重在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奠定基调。
见再无紧要新议，刘辩从御座上缓缓起身，侍立一旁的黄门侍郎立刻高唱：“退朝！”
百官齐齐躬身，肃然行礼：“臣等恭送陛下。”
刘辩微微颔首，转身步入后殿，离开了庄严肃穆的前殿。
对群臣而言，朝会虽散，工作却刚刚开始。
今日朝会传递出的信号却极为明确而强烈：朝廷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已下，不容动摇。
不仅确立了改革的总方向，更是毫不犹豫地削去了河南尹一项重要的传统特权，这充分展示了中央收回司法权、强化集权的坚定意志。
按照惯例和程序，接下来将由尚书台牵头，以今日贾诩所奏之内容为核心蓝本，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或许将被命名为《关于进行司法改革的若干意见》。
它将系统地阐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向，如同一声号令，正式宣告这项浩大工程的启动，并引导朝廷上下各部门为此做好准备，统一认识。
待前期调研、论证和准备工作更为充分，具体的改革方案经过反复打磨趋于成熟后，朝廷将会出台一份更具操作性和约束力的文件《关于进行司法改革的若干决定》。
这份文件将不再仅仅是意见，而是包含了具体的机构设置调整、权力重新划分、新律法编纂时间表、人员配备要求等实质性内容，是指导改革具体实施的行动指南。
改革的最终成果将体现在一部系统、完备的新法典上，当《正始律令》及其配套的各类专项律法全部编纂完成，经过朝廷严格的审议验收后，这部凝聚了正始新政心血的律法将被正式颁行天下，宣告旧律体系的终结。
从此以后，大汉境内的所有司法活动，都必须以这套全新的《正始律令》体系为根本准绳。
当然，律法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发展，新的情况会不断出现，届时朝廷的工作将转向对现有律法的补充、修改和完善，通过发布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若干决定》或类似的司法解释文件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确保国家法度的生命力和权威性。
回到后殿，脱离了朝堂上那庄重肃穆又暗流涌动的氛围，刘辩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下来。
他有些疲惫地靠坐在软榻上，闭目养神，脑海中仍在梳理着今日朝会关于司法改革的诸多细节，侍从轻手轻脚地奉上温热的茶水和几样精致的糕点，让他先垫垫饥。
正式的午膳尚在准备，还需稍待片刻。
休息了一阵，感觉精神恢复了些，刘辩坐直身体，对侍从吩咐道：“午膳过后，去将卫觊、陈群二人唤来。”
他虽然不会事必躬亲，将具体事务都揽在自己身上，但对于关键事项由谁来负责推进，心中自是有一本明账。
卫觊与陈群早在贾诩担任司隶校尉开始筹备司法改革时，便已被贾诩带在身边历练，可视为贾诩在律法事务上的左膀右臂。
此番梳理积年律令的浩大工程，二人更是实际的主要实施者和牵头人，功不可没。今日既然有些闲暇，他决定亲自见一见这两位在幕后默默耕耘的干才，听听他们的见解。
“唯。”侍从领命，悄然退下安排。
午膳用毕，未等多时，卫觊与陈群便已从司法部官署匆匆赶至后殿，两人身着官袍，仪态恭谨，入殿后便躬身行礼，声音沉稳：“臣卫觊/陈群，拜见陛下。”
刘辩的目光在两人身上停留片刻，带着审视与回忆，他自然是知道这两人的，只是平日少有直接召见，即便他的记忆力也还算不错，但他还需要加深对这两位具体执行者的印象。
“免礼，坐下说话吧。”刘辩语气平和，指了指一旁的席位。
“谢陛下。”两人再次拱手，依言在指定的席位上规规矩矩地跪坐下来，腰背挺直，姿态恭谨，静候天子的垂询。
殿内安静下来，只有香炉中袅袅升起的青烟缓缓飘散。刘辩没有急于询问具体的律条整理进度，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也更能窥见一个人法律思想内核的问题。
他顿了顿，看着二人，缓缓开口：“今日召二位前来，朕想听听你们对刑罚本身的看法。不必引经据典，也不必拘泥于现行律法，就按照你们心中所思所想，谈一谈你们的刑罚理念。朕想知道，在你们看来，刑罚之于国家，之于百姓，究竟应是何种面目？其目的何在？尺度又当如何把握？”
这个问题看似空泛，实则直指司法改革的灵魂，它关乎立法精神，关乎执法尺度，更关乎这场改革最终想要塑造一个怎样的社会秩序。
是继续沿用秦法以来的严刑峻法以儆效尤？还是偏向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慎刑恤狱？抑或是探索一条符合正始新时代的中间道路？
刘辩将此问题抛给这两位深度参与改革实务的官员，既是对他们能力的考察，也是希望从更基础的层面汲取思想上的火花，为即将展开的宏大改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