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绅，坐拥膏腴之地，垄断丝绸、瓷器、茶叶之利，暗中私通海盗，走私海货，牟取暴利，富可敌国；京城勋贵，虽食君之禄，却亦暗遣家奴，涉足海贸，畏朝廷海禁之法，故行事诡秘，藏头露尾，既怕官府查抄，又恐海盗劫掠，岁岁纳保护之费，如割肉饲虎，却甘之如饴，只为分一杯羹。”
“更有甚者，朝中某些文官，整日里骂海禁之弊，斥走私之恶，看似刚正不阿，实则暗中与江南士绅勾结，收受贿赂，为其通风报信，充当其保护伞，一边拿着朝廷的俸禄，一边赚着走私的黑心钱，双重获利，毫无廉耻之心。”
朱由检语气渐厉，“此等蛀虫，盘踞大明朝野，吸食大明之精血，阻碍大明之发展，若不除之，大明必亡！然，朕今日不除他们，非不能也，实乃不用也。”
他心中自有盘算，这些勋贵缙绅虽贪腐不堪，却手握权柄，掌控着大明的财富与人力，若一味打压，必逼其狗急跳墙，现阶段得不偿失。
与其斩草除根，不如加以引导，将其利益与大明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让其从走私的黑暗中，走向奉旨通商的光明，让其从阻碍大明发展的蛀虫，变成推动大明海权崛起的助力。
这便是他设立“南洋通商总局”的核心用意，非为弛海禁之虚名，实为立暴力垄断之实据，非为纵容贪腐，实为借利驱人，以权绑利。
要知道，大明之困，现如今，更多的是在海禁之弊、财货之乏、格局之狭。
太祖皇帝立国，定海禁之策，谓“片板不得下海”，初衷乃防倭寇之患，安沿海之民，然百年之后，此策已然变质，沦为勋贵缙绅牟取私利之工具，沦为阻碍大明发展之桎梏。
而现如今，海禁一开，走私横行，财货外流，朱由检知道，肯定养肥了一群蛀虫，但他也采纳了毕自严的建议，先不要动，等这帮人形成了势力，帮着大明先把西夷诸国杀退南洋，再杀猪宰羊！
……
大航海之世，风涛险恶，海盗横行，洋夷环伺，商船出海，如蹈虎尾，稍有不慎，便船毁人亡，财货尽失。
是以“安全”二字，乃海贸之第一要务，亦是最矜贵之商品，千金难买，万金难求。
往日里，勋绅走私需赂官府，贿海盗，层层盘剥所剩无几，且终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今有皇权特许，有郑芝龙之水师为盾，挂大明龙旗便可畅行四海，无人敢扰无人敢劫，此等特权岂不比千金万金更具诱惑力？
这便是朱由检的算计，赤裸裸的特权寻租，却也是最有效的驭人之术。
他太清楚这些勋贵缙绅的本性，只要有利可图，只要风险可控，他们便会像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上，挥舞着银票哭着喊着要入股南洋通商总局，要分一杯海贸之利。
一旦这些人入局，一旦他们成为南洋通商总局的股东，局势便会彻底改变。
往日里，他们是海禁的既得利益者，是阻碍开海的绊脚石；今日里，他们便会成为开海的坚定支持者，成为大明海权的拥护者。
因为每一艘挂着龙旗的商船出海，拉回来的不是香料和白银，而是他们家族的利润分红；每一次海贸的成功，每一次私掠的收获，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到那时，无需皇帝三令五申，无需圣人之教劝诫，这帮股东自会成为大明海军最坚定的支持者。
若是哪天荷兰人或者葡萄牙人敢动大明的商船，敢抢大明的货，都不用皇帝发火，这帮股东便会在朝堂上群起而攻之，把唾沫星子喷到房梁上，逼着朝廷出兵护航，逼着皇帝严惩洋夷。
因为，动大明的商船就是动他们的钱袋子，伤大明的海贸就是伤他们的根本利益。
此乃权谋之精髓，利益捆绑比任何圣人教诲都管用，比任何雷霆手段都有效！
当大明的顶级权贵都成为海洋贸易的股东，当他们的利益与大明的海权紧密相连，海权意识就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而会成为整个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
开海就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执念，而会成为整个大明的共识！
这便是朱由检的深谋远虑，他要将“家天下”之旧制，暗转为“利益共同体”之新局，让天下诸侯皆为大明所用，皆为大明之复兴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