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上的血腥气尚未完全被北风吹散，但那场如艺术般的战斗已然结束。
玄甲军开始打扫战场，收拢无主的战马，清点伤亡，将投降的零星俘虏捆缚看押。
步兵方阵则如同坚固的堤坝，在外围肃立，隔绝了可能的溃兵回窜，也阻断了部落内残存者的逃亡路线。
李愔骑着坐骑，身旁跟着骑乘着战马的朱雄英和马皇后。
三人缓缓策骑，穿过了部落外围狼藉的拒马和倒塌的帐篷，向着这片游牧营地行去。
营地中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样式各异的牛皮帐篷，大多低矮破旧，显示出这个部落虽然人口不少，但生活并不宽裕。
营地里几乎看不到青壮男子的身影，只有一些老人，紧紧搂着惊恐孩童的妇女。
他们挤在帐篷门口或角落里，用充满畏惧、仇恨却又不敢有丝毫表露的复杂目光，偷偷窥视着这三位明显身份尊贵的“贵人”。
李愔目光平静地扫过这一切，对这样的景象并不陌生。
“雄英，”李愔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身旁一老一小的耳中，“你都看到了。这个部落，或者说，这片草原上大多数的部落，如今都是这般光景。能打仗的青壮，要么刚才死在了外面，要么被俘即将为奴。留下来的，多是老弱妇孺。”
朱雄英抿了抿嘴唇，小脸绷得有些紧。他生长于深宫，锦衣玉食，虽然朱元璋和马皇后时有教导民生疾苦，但亲眼见到如此苦难，对他幼小的心灵冲击不小。
尤其是那些孩子惊恐的眼神，让他心里不太舒服。
“对于这些留下来的妇孺，还有那些老人、孩子，”李愔继续问道，“你打算如何安置他们？或者说，你觉得，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朱雄英闻言，认真思考起来。他想起皇爷爷和父亲平日里的教诲，想起儒家经典中“仁政”、“怀柔远人”的说法，又想起这几日亲眼所见的残酷战争与部落内部的贫瘠。
片刻后，他抬起头，声音带着孩童的清脆，却也努力模仿着大人的稳重：
“大哥，我觉得……既然他们已无力反抗，部落也归降了，那就是大明的子民了。应该……像对待大明其他百姓一样，公平对待他们吧？
让他们有地可种，或有牧可放，缴纳赋税，遵守王法。若能安居乐业，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反抗了。”
这个回答，体现了一个受正统儒家教育皇家子弟最直接的想法——以仁德感化，以王道教化。
李愔听了，却缓缓摇了摇头。他没有立刻否定，而是用引导的语气说道：“雄英，你这个想法，从道理上讲是对的。‘王者无外’，‘抚夷以德’，这是中原王朝历来追求的理想状态。”
他话锋一转，指向那些偷偷张望的部落民：“但你要明白，我们此刻站在这里，是以征服者的身份。
外面的战场，流淌着他们父兄、丈夫、儿子的鲜血。
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血仇。公平对待，是长远的目标，也是统治稳固后的理想结果。
但在初期，尤其是在仇恨尚未消散、文化习俗迥异、他们仍保有强烈部族认同的时候，简单的‘公平对待’，很可能埋下隐患。”
他看着朱雄英有些困惑的眼睛，耐心解释：“人心似水，最难测度。今日他们因恐惧而臣服，明日若有机会，难保不会因仇恨而反叛。
尤其草原广袤，难以处处设防，他们若心怀异志，暗中串联，或与其他未臣服的部落勾结，便会成为边疆的不稳定因素。历史上的教训，并不少见。”
朱雄英眉头微蹙，他听懂了一些，但觉得大哥似乎将人心想得太阴暗了些。“那……大哥觉得应该如何？”
“最稳妥，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在真正有能力消化草原时，常常采用的方法之一，”李愔的声音平静无波，说出的话却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便是‘分而治之，化整为零’。”
他详细阐述道：“将这些投降部落的人口，尤其是青壮和有一定影响力的家庭，有分批地迁移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草原。
将他们打散，安置到大明内陆的各个省份、州府，与汉民杂居。
可以是屯田，可以是做工，总之，让他们脱离原有的部族环境，失去聚众作乱的基础。”
“与此同时，”李愔目光投向远方无垠的草场，“从大明人口稠密、土地紧张的地区，迁移一批愿意北上垦荒或放牧的汉民百姓过来，充实这片草原。
他们可以在这里建立村庄，开垦农田，或者学习放牧技术，经营牧场。
朝廷给予政策扶持，比如减免赋税、提供农具种子、修筑水利道路等。”
“如此一来，”李愔总结道，“草原上，主体居民逐渐变成了与朝廷利益一致、文化认同更强的汉民，管理起来自然容易。
而迁移到中原的胡人，分散各地，处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和朝廷严密的地方管理体系之中，语言、习俗、生活方式都会逐渐被同化。
几代之后，谁还记得自己是草原某部之后？他们便真正成了‘大明子民’。”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也需要手腕。
初期必然会有些摩擦和不适，但只要朝廷政策得当，地方官吏执行有力，给予迁移者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发展希望，大部分人为了活下去、活得更好，会选择适应和融入。
至于少数顽固者或心怀叵测者……大明的地方官若是连这点事情都处置不好，那朝廷养着他们还有何用？”
这番长远而缜密的布局，听得朱雄英若有所思，小脑袋努力消化着其中复杂的政治逻辑和人口手段。
旁边的马皇后，眼中则不时闪过赞同与惊叹的光芒。
她深知治国之难，尤其是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
李愔这番话，虽然听起来有些无情，却切中了要害，指出了消除边患、实现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路径。
这绝非一个只知武力征伐的莽夫能想到的，其眼界与谋略，令她这个经历了开国艰难、见证过无数政事的皇后也暗自佩服。
朱雄英想了想，又提出一个担忧：“大哥，可是……把这些胡人迁到中原各地，他们会不会……暗中鼓动别人，或者自己找机会造反啊？毕竟他们心里可能有怨气。”
李愔闻言，轻轻笑了笑。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雄英，你皇爷爷当年，是为何起兵造反的？”
朱雄英一愣，下意识看向马皇后。
马皇后叹了口气，接口道：“你皇爷爷当年，家境贫寒，父母兄长亡于饥荒，他自己为了活命，当过和尚，乞过饭。
最终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投了红巾军。说到底，最初不过是为了……一口吃食，一条活路。”
“是啊，”李愔接过话头，语气深沉，“百姓所求，何其简单！不过是‘安居乐业’四个字罢了。有田可耕，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屋可居，不受欺压，能看得见明天的希望。
只要朝廷能让他们满足这些最基本的需求，让他们觉得生活有奔头，谁会放着安稳日子不过，提着脑袋去造反？”
他目光扫过那些瑟缩的部落民：“这些草原上的百姓，所求难道不同吗？他们逐水草而居，看天吃饭，生活同样艰难，还要时常面临部落征伐、贵族盘剥。
若能让他们在中原获得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生活比在草原时更安定、更有保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会感激朝廷给了他们新的活路，哪里还会整日想着复仇造反？仇恨，往往填不饱肚子，但稳定的生活可以。”
“真正会顽固不化、时刻想着复辟旧日生活的，永远是那些失去了特权和利益的旧贵族、头人。
而这些人，恰恰是我们需要重点关照，或控制、或消灭的对象。普通牧民、妇孺，他们最在意的是生存。”李愔的分析，层层递进，直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