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制度，对明朝实边的意义却大得惊人。
首先，朝廷不用再顶着极高的损耗率，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从内地运粮；
通过民间商户自发组织，就能让边镇粮仓迅速堆满，军粮充足。
其次，商人的活动还会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
他们运粮到边境，带过去的可不仅仅只有粮食，还有布匹、铁器、茶叶等一系列生活物资。
最关键的是，为了降低运粮成本，商人们还会在边境地区招募百姓开垦荒地，就近输粮。
伴随着大量荒地被开垦，再加上丰富的生活物资，更多百姓被吸引到边镇附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屯。
而这些商屯，又能进一步巩固边疆之地。
据记载，洪武至宣德年间，大明边境的军屯与商屯互相补充，使得边储粮足，米贱银贵成为常态。
边军不仅不会断粮，而且还能保证装备精良，物资充足。
而这也是永乐年间，明军能五征蒙古的底气所在。
那是大明边军最好的时代，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国家疆土，还有身边的父老乡亲、家园田地。
打起仗来自然卖力，战斗力也自然强悍。
可惜好景不长。
到了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推动了一项盐法改革，彻底摧毁了这一体系。
叶淇变法的核心，就是将商人输粮边塞换取盐引的“开中法”，改成了缴纳银子换取盐引的“折色法”。
叶淇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害处，但实在是开中法已经无力再维持。
问题就出在了盐引被滥发上。
众所周知，在古代食盐是个暴利行业。
因此，不仅商人渴望得到专卖权，达官贵人们也在盯着这块肥肉。
许多皇亲国戚、勋贵武将见有利可图，纷纷向皇帝奏讨盐引，从而转卖牟利。
可盐场的产量总归是有限的。
这帮达官贵人们利用特权插队支盐，普通商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他们想要从盐场支盐，就只能慢慢排队。
根据《万历野获编》记载：
“成化间，淮盐积滞二百余万引，商人有输粮二十年而不得支盐者。”
有的倒霉蛋，甚至盐引从爷爷辈传到了孙子辈，也没能顺利支取到食盐。
商人们的盐引，可不比达官贵人那等无本买卖，都是用真金白银的粮食换来的。
他们大多数都等着支取食盐，卖掉后回转资金；
但盐引迟迟无法兑现，资金链断裂，直接导致了大量商户家破人亡。
时间一长，也就没有商户肯再向边关输粮换取盐引了。
而更要命的是，商人们通过正当途径换来的盐引无法兑现，可达官贵人们从皇帝手里讨来的无本盐引却被大量支取。
如此一来，食盐专卖的利润也大幅缩水。
原本应该归国库的收入，都落进了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的口袋里。
为了维持国库，叶淇无奈之下，只能废除开中法，转而让商人直接向户部缴纳银两，换取盐引。
折色法在短时间内，确实遏制了盐引滥发的问题，也大大充实了国库，使得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纾解了朝廷的财政困境。
但它对边镇经济生态的破坏，却远超过其带来的好处。
伴随着开中法废除，大量商人从边疆撤走，边境的经济发展遭到了沉重打击。
没了商人往来，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也随之暴涨。
到嘉靖初年为止，边境米价从原来的每石三钱，暴涨到了每石五两银子——足足涨了十几倍之多。
老百姓无力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只能纷纷内迁。
据《明世宗实录》记载：
“辽东屯粮，国初七十余万石，嘉靖元年实征仅二十七万石；”
“屯田荒芜者十之七八，卫所军丁逃亡者过半，军储匮之极矣。”
而折色法增收的白银，也很快会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规模，投入到边饷的窟窿中。
庞大的军费支出，让大明本就脆弱的财政苦不堪言。
朝廷无力承担，只能不断削减军费。
而这些本就不多的军饷还会被层层克扣，最终落到底层士兵手里十不存一；
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兵丁们只能选择逃亡，或者哗变讨饷。
弘治末年，仅甘肃一个地方，兵丁的逃亡率就达到了近四成。
甚至有的人刚到地方，转头就立马开溜。
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明军战力急速下滑，为了提高战力，大明只能改用募兵制。
募兵制一开，中央财政从此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嘉靖以后，九边年例成为常态。
到万历末年，仅一个辽东战事，每年就要吞噬四百至七百万两白银。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便崇祯拼命加派三饷，竭泽而渔地搜刮民脂民膏，依然填不满边镇的无底洞。
财政崩溃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盐法改革，正是这场财政崩溃的起点。
叶淇变法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解决盐政的弊端。
但它带来的连锁反应，却将九边重镇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