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住，这位老爷，最后一套刚被那位山东的老爷订下了……”
掌柜陪着笑脸，指向另一边一位正在掏钱袋的北方大汉。
“我出六两！”江浙举子毫不犹豫地加价。
“七两！”北方大汉不甘示弱，声音洪亮。
……
在这股因科举而掀起的追捧热潮中，杜延霖那些曾震动朝野的雄文，真正开始深入士子之心。
在湖广会馆的一间僻静客房内，一名来自荆州的寒门举子，借着一盏油灯，正细细诵读辗转借来的《延霖公全集》抄本。
当他读到“天下膏血尽而骨髓枯……于尔等是富贵荣华二十年，于天下却是满目疮痍、步步维艰二十年！”时，联想到家乡官吏贪墨、水利失修的场景，不由得眼眶发热，喉头哽咽。
他强忍激动，继续往下看，待到那篇著名的《自劾疏》，见杜延霖为民请命，不惜于除夕之夜执砚击杀恶宦，随后自戴枷锁北上请罪，他终于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滴落在粗糙的纸页上。
他环顾左右，见无人注意，才用袖子慌忙拭去泪水，心中却澎湃难平，低声对着几名同窗叹道：
“往日只闻杜少保刚直，今日读其文，方知其中血泪！字字句句，皆是为国为民的赤诚！这煌煌朝堂，波谲云诡之中，竟还有大司马这等真君子、真栋梁！若能得此等人物为座师，实乃三生有幸！”
他的话语引起了旁边几位同窗的共鸣。
几人顿时围拢过来，就着昏黄的灯光，热烈地讨论起杜延霖在文章中提出的“开海通商”、“水师靖海”、“格物利民”等主张，越说越是兴奋，仿佛找到了一条通往经世济民理想的全新路径。
其中一人激动道：
“杜公之学，不尚空谈，直指实务，方是吾辈读书人报效国家之正途！我意已决，此后当潜心研习杜学！”
类似的情景，在各大会馆、客栈中不断上演。
许多原本只知埋头于四书五经、程朱注疏的举子，第一次接触到杜延霖充满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怀的思想，如同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看到了庙堂之高以外的江山社稷、生民疾苦。
不少人被其深深打动，思想为之转变，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靠近并接受杜延霖的学说主张，俨然有形成“杜学”门徒的趋势。
当然，并非所有举子都为之倾倒。
在江西会馆的一次文会上，几名来自理学根基深厚地区的举子，就对眼下这股“杜学热”颇不以为然。
“哼，趋之若鹜，如同蝇蚁附膻！”一名面容清癯、神情倨傲的举子拂袖冷哼：
“科场取士，首重经义，恪守圣贤之道。杜公……大司马虽功业彪炳，然其学说，标新立异，于‘格物’二字阐发过甚，近乎奇技淫巧；其策论之言，又多涉兵戈、商贾之事，恐非圣贤平天下之本。吾等读书人，当以涵养心性、砥砺名节为先，岂可舍本逐末，效此等功利之术？”
旁边一人接口道：
“张兄所言极是。况且，揣摩主考喜好，本就有失君子坦荡之风。若人人都去钻营此等‘捷径’，置圣贤经典于何地？这科场风气，真是被带坏了！”
但不管如何，这股风潮，已经开始凝结、升腾，在京城各处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学沙龙，俨然成为壬戌科春闱前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位于宣武门外的松筠庵，本是直臣杨继盛的故宅，素来是清流士子凭吊先贤、议论时政之所。
科举前的这几日，此地更是人声鼎沸。
一间宽敞的禅房内，桌椅被临时重新布置，二十余名来自不同省份的举子济济一堂，正举行一场名为“壬戌春茗·经世文会”的聚会。
与其说是品茗论文，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杜延霖思想的小型研讨会。
主持文会的，身份可不寻常，乃是当朝左都御史潘恩之子潘允端。
他面容敦厚，目光却很有神采。
潘允端扬了扬手中一本刚买到的《大司马经世刍议》，声音洪亮地开场：
“诸兄，今日我等不论风月，只谈实务。大司马总裁今科，其衡文标准无需过多揣测，已昭然若揭，曰‘崇实学’，曰‘黜虚文’。然则，何谓实学？何以经世？愚以为，大司马之文，便是最好注脚！”
他话音刚落，一名来自山东的举子便迫不及待地接口，他手中拿着的正是那份刊载了杜延霖驳斥台谏文章的《大明时报》：
“潘兄所言极是！且看大司马此文，论漕运、盐政、海防，皆引数据，陈利弊，指画方略，如老吏断案，鞭辟入里！此等文章，方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比那些只会空谈‘心性’、堆砌典故的时文，不知高明多少！”
“然也！”一位面容清瘦的江浙举子抚掌附和，他显然对杜延霖的“格物”主张极为倾心：
“杜公曾任浙江学政，于杭州创办求是书院，看似授以百工之技，实则格物穷理，惠及苍生！《大学》云：‘致知在格物’。朱子亦注曰：‘即物而穷其理也’。杜公正是践行此道，推广番薯，活人无数！此真贤士也！”
他的发言立刻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河南举子提及杜延霖在河南治水，搏命沉排，筑就八百里金堤，河南百姓至今感念，讲到动情之处，竟有士子不禁潸然泪下。
有人则对其在《自劾疏》中展现出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节推崇备至，称之为“士大夫风骨之楷模”。
渐渐地，这些讨论不再局限于对杜延霖具体政绩和文章的赞赏，开始上升到对其思想体系的归纳与推崇。
潘永端再次起身，环视众人，语气郑重地说道：
“诸兄，观杜公言行，其学一以贯之。愚意可概之为三：一曰‘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凡事必求其效；二曰‘经世致用’，学问文章，必以利国利民为归旨；三曰‘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惧祸否，以天下为己任。此三端，或可称为‘杜学’之精髓！”
“潘兄高见！”众人纷纷称善。
不知不觉间，“杜学”这个名号，就在这松筠庵的禅房里，被这群热血未冷的举子们正式叫响了。
他们开始以“杜学同道”互称，俨然形成了一个以杜延霖思想为纽带的精神共同体。
有人甚至提议，当将今日议论辑录成册，广为传播，以扬“杜学”之名。
类似的情景，也在棋盘街的“清茗阁”、南京会馆的“江南文苑”等地同步上演。
这些自发形成的文学沙龙，成为了“杜学”传播和发酵的温床。
一些文笔敏捷的举子，开始模仿杜延霖的文风，撰写阐述“格物”、“实学”、“海防”等观点的文章，相互传阅品评，甚至有人尝试将其融入自己的时文习作之中，以期在考场上投合“杜总裁”的喜好。
书商们的嗅觉最为敏锐。
他们迅速捕捉到这一动向，立刻推出了《杜学津梁》、《经世文纂》等新编文集，不仅收录杜延霖的原著，还附上这些沙龙中流传的精彩评论文稿，销路竟比单纯的杜氏文集更好。
更有甚者，开始私下印制所谓的“杜学门人”名录，将一些在沙龙中表现活跃、文名渐起的举子列入其中，虽属无稽，却也反映了“杜学”影响力急剧扩张的事实。
当然，支持者有，反对者自然也就愈众。
但在这会试前夜即便许多士子明面上对杜延霖的学说不屑一顾，暗中却仍在不断搜罗、揣摩其文章，以期在此次会试中取得好名次。
但无论如何辩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杜学”伴随着杜延霖的赫赫功绩和总裁会试的权威，已在嘉靖四十一年春的北京城牢牢扎根，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