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放学，韩老师是自己骑了辆粉红色的凤凰牌二八大杠回去的。”
他吐出一口烟圈，补充了关键信息。
陈彬立刻抓住时间点：“十二月十三号，周六……具体几点走的，你有印象吗？”
“大概……八九点钟吧，那会刚下晚自习，天都黑了。”曹保卫回忆道。
陈彬点点头，继续追问：“你刚才说‘回去’，韩思思老师家住在哪儿，你清楚吗？”
“就前面，石子湖街道那片新盖的安置房小区。”曹保卫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大致方向。
“哦？曹师傅你对韩校长家地址这么清楚，你也住那片？”
曹保卫闻言，啧地咂了一下嘴，弹了弹烟灰，开口道：
“韩国学他们一家，以前也住在金山路，跟我家是前后楼的邻居，熟得很！拆迁后，我们这边的居民都搬到那块安置小区了。”
“石子湖街道……”陈彬略微沉吟道，“从学校骑车回去，必经的就是那段岔路口，然后拐进石子湖路吧？还有没有小路了吧？”
“有是有，有条小路可以从校门口直达我们那块安置房小区后门。”
“不过金山路这条街道的灯瞎了后，大晚上的连我都不走那条路，更别说韩思思一个年轻女老师了。”
曹保卫透露的这条黑暗小路，虽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事发地点，但也意味着搜寻范围更大、环境更复杂。
陈彬点了点头问道：“韩思思有男朋友吗？”
“应该没有，之前的公安同志也来做过口供，韩校长自己也说‘不知道自己女儿有没有男朋友’。”
“那韩国学校长和韩思思有什么得罪的人，或是关系非常差的？”
“......好像没有，韩校长人际关系挺不错的，韩思思这小女孩也挺好的，就是性格有点闷，但也不容易得罪人。”
曹保卫思索了片刻，瞄了一眼身旁的旧男生宿舍，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警察同志，你是在怀疑那个自杀的同学家长报复？没这个可能性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陈彬狐疑道。
“那孩子叫曹建军，我就是那孩子的二舅，这件事我听他爹妈说过，是孩子自己进了大学学习压力大跟不上，选择自杀的。”
说到这，曹保卫顿了顿，叹了口气，有些感慨道：“我小妹也没拿这个事怪过韩校长，这就是孩子的命啊。”
陈彬知道，在办案中，直系亲属或关系密切者的证词，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滤镜，可信度需要打折扣。
曹保卫说曹建军的父母没有怪罪韩国学，认为那是“孩子的命”。
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一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无奈释怀，甚至可能是一种刻意表现出来的姿态。
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必须通过更客观的证据和多方印证来判断。
如果曹保卫所说属实，曹建军一家确实对学校没有积怨，那么韩思思的失踪案，与这桩旧案直接关联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在九十年代初，人员失踪案件的侦破难度极大。
那个年代，刑事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别说天网监控系统了，就是在路边想找一个摄像头更是天方夜谭。
失踪案的立案门槛很高，除非有明确证据指向被害人可能遭受不法侵害（如发现血迹、搏斗痕迹或有可靠目击证人证实被挟持），否则很难被列为重大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每年发生的失踪事件数不胜数，情况复杂多样：
有因家庭矛盾或生活压力负气出走的，有被拐卖团伙诱骗挟持的，也有遭遇不测被害但尸首未被发现的……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往往无从下手，只能进行常规的走访排查，效果甚微。
很多失踪案的案子最终都成了悬案，石沉大海。
对于韩思思这样的成年女性失踪案，如果没有发现尸体（尸源），没有找到目击她被强行带走的证人，也没有发现涉案车辆或其他有力物证，调查很容易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