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彭刚不觉得这是什么情面不情面的问题，军中从来不是讲情面的地方。
就事论事，杨秀清这件事情做得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彭刚觉得杨秀清或许已经看在同为神天小家庭的凡间兄弟的面子上，和冯云山求情的份上对韦昌辉从轻发落了。
但凡韦昌辉没有这层身份，以杨秀清的性子，没准都让杨秀清拖出去云中雪飞了都说不定。
北伐军陷入绝境，再留在北方难有作为，还有极大的概率全军覆没于北方不假。
可这也不是韦昌辉抛弃辅殿老弱病残和西殿友军自己跑的理由。
韦昌辉此举给太平军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如若韦昌辉没有抛弃辅殿的老弱病残和西殿友军，而是带着北伐军一起突围返回天京，彭刚倒多少会有点同情韦昌辉。
毕竟前者是当了可耻的逃兵，后者是在局势不利的情况做出的合理军事决策，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许是北伐之行消磨了韦昌辉的斗志，许是看到其他几个神天小家庭的兄弟在天京修府选妃，日夜享受，而自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外征战，结果回来还要被杨秀清体罚，心理不平衡，也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回到天京后，伤还没好的韦昌辉也开始在天京大兴土木，修起了辅王府，无缝融入了小天堂的享乐队伍中。
彭刚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未置可否，举步向外走去，数名亲卫紧随其后。
刚出衙署大门，来到街口，便见一队队北殿将士押送着长长的人流，正从不同方向的街道汇拢过来，朝城西北方向的金甲坊行去。
被押送者大多穿着清廷官服，顶戴歪斜，或是干脆没有顶戴，神色或惶恐、或麻木、或强作镇定，步履蹒跚地前行。
负责押送他们到长沙城西北金甲坊的北殿将士神情冷峻，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这些人是从湖南各光复府州县，或是投降，或是被俘的清廷文官。
他们本来被看押在城外的营垒，只是随着彭刚入城，长沙战役后大军分兵攻略其他湖南地方，城外的营垒大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已经被拆除了。
只保留了长沙城东北郊的营垒，供长期驻防长沙的部队居住操练。
这些清廷降官，也被押送进了城内进行更为严密的监视，以防他们逃跑。
这支清廷降官队伍，走在最前头的是原湖南巡抚张亮基，张亮基之后是原湖南布政使徐有壬，再往后则是湖南的臬台、以及几个知府，队伍颇为壮观。
随着北殿声势日隆，征湖南这一战，选择殉节的清廷官员比例已大为下降，识时务的清廷官员越来越多了。
很多清廷官员在城破或被围后，选择了投降。
此次攻略湖南，俘虏的清廷官员数量，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超过了过往俘虏清廷官员的总和。
以往北殿征战掠地，虽然也有清廷官员选择投降，但都是零零散散地，不成体系。
这次俘虏的清廷官员，都能在长沙开一场大会了。
骆秉章和张亮基在任的时候，恐怕都不能一次凑齐这么多湖南官员。
彭刚望着这支逶迤的队伍，彭刚略略估算了一番人数，对左宗棠笑道：“看来这次抓到的官老爷不少。粗略看去，怕有近百号正经的清廷经制官吧？这还不算那些胥吏杂佐在内。武昌的功德园，怕是要人满为患了。”
湖南被俘的官吏、文官、武官，彭刚是分开进行看押的。
官安置在长沙城西北的金甲坊，吏则安置在长沙城东北的黄氏宗祠，武官则安置在城南黄道门附近的关帝庙。
至于他口中的功德园，则是设在武昌城郊，专门用于集中看管、改造被俘的清廷官员的大园子。
当然，不是所有的被俘清廷官员都有资格进入武昌的功德园。
只有劣迹不昭，有价值的官员才有机会入住功德园。
劣迹昭著，恶名累累者，该怎么处理还是怎么处理。
根据过往的经验，眼前这近百号被押送到金甲坊的被俘清廷官员，最后能有四成被送到武昌城郊的功德园，都算湖南官场官风极为清正了。
看着眼前这些被俘虏的清廷官员，左宗棠突然想起一事，他顺着彭刚的话头，说道：“说起这功德园，左某此次离鄂来湘前，曾特意去探视过一人。”
“哦？何人让左先生如此挂心？”彭刚好奇地询问道。
“便是三年前，殿下初次攻打衡州时俘获的那位，前衡州府知府陶恩培。”左宗棠说道。
“此人被拘功德园已有三年，起初甚是顽梗，终日不语。近来态度似有软化，尤其园中管教向其宣讲殿下治鄂政绩、北殿纲领，又许其阅读些许书报后，沉思之时渐多，这一年多来已经不再闹，不再咆哮了。
我去探视他时，与他谈及湖南近况，言殿下已下长沙，他沉默良久不语。待我临行辞别时，他忽然主动开口，说若是殿下不弃，他愿出来做些事。”
彭刚闻言，脚步微微一顿。陶恩培此人，他还有些印象。
前衡州府知府陶恩培是他哥哥彭勇在第一次攻打衡阳期间，立下先登之功亲手抓的，也是彭刚第一个俘虏的知府。
此人是正经科举出身，颇有才干，在衡州府任上也算有政声，被俘后一直以忠臣不事二主自居。
只是在彭刚看来，陶恩培此举不过是故作清高罢了。
彭勇曾十分兴奋，绘声绘色地向彭刚讲述过擒获彼时衡州府知府陶恩培的前因后果。
虽说彭勇的这番讲述难免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根据他的讲述，还是不难厘清陶恩培被俘的详细过程。
陶恩培是在衡阳城城墙被破开之后一路退到府衙，死守府衙，在身边的衙役被彭勇和他的那群耒阳县泗门洲矿场的矿工兄弟杀退后才被生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