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体检报告来了。
“色盲，不符合入学标准。”
甚至不是严重的先天性全色盲，而只是最常见的红绿色盲——
在接到通知单的那一瞬间，谢尔盖就明白自己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
他还记得体检报告出来的那天，父亲盯着那张薄薄的纸，沉默了很久。
“谢尔盖，”他最终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生锈的齿轮：“苏联是公平的。”
“但命运不是。”
“命运是他妈的世界上最操蛋的东西。”
谢尔盖没有哭。他甚至不觉得愤怒。他只是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国家，他永远不会有未来。
最终他选择逃亡，逃往大明。
他问父母是否愿意一起走，但他们拒绝了。他们是苏联人，哪怕这个国家抛弃了他们，他们也无法背叛它。
于是，谢尔盖为他们设计了一个计划——举报自己。
在苏联，叛逃是可耻的，谢尔盖的父母做不出这种事，但他们也同样知道谢尔盖在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等待着他的工作只有那些最低贱最辛苦的工作。
如果父母“大义灭亲”，至少能撇清关系。
父亲颤抖着签下举报信，母亲则偷偷塞给他一块干硬的黑面包——那是家里最后的食物。
“活下去。”她说。
谢尔盖穿越了国境线。
他跑过苍茫的草原，躲过巡逻的士兵，跟着人蛇穿过无人区。
当他终于踏入大明的土地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苏联的边境哨塔在夜色中沉默伫立，像一座墓碑。
他第一次见到苏联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没有苏联的“福利”，没有免费的医疗，没有计划经济的安全网。
但这里有一样东西，是苏联从未给过他的——机会。
在这里，没人会因色盲拒绝他，残疾不是原罪，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
国内的父母也按照计划举报了自己的孩子——
苏联的通缉令很快传来，讽刺的是，因为他的残疾，那份举报信甚至没掀起太多波澜，国家怎么会为一个残废大动干戈呢？
官僚们只是往档案袋上盖了个“叛徒“的戳，就像随手拍死一只苍蝇。
理所当然的，他抛弃了谢尔盖这个名字，偶遇的贵人为他取了“李智灵”这个名字，他用到现在。
李智灵和他的前半生一样冷硬，像莫斯科冬天的冰，他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他怀疑黎诚就会一直去查他找他麻烦；他认定残疾者不配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也会默默接受；他觉得叛徒该死那下手就会毫不留情；他觉得有人该是必要的牺牲那就牺牲。
这事落在他头上，他早就给出过答案。
西伯利亚的风雪里孕育出来的净是这样冷硬的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