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团一行回国后，他们整理出来的《关于南方自治州工业园区及海外投资模式的考察报告》便被加急送往了北都的各个核心部委。
报告中所描绘的高度现代化的“欧洲之星”工业园区、井然有序的半导体产业链。
以及陈天河那套“借壳出海、曲线救国”的商业逻辑，在北都的决策层中引发了一场剧烈而深刻的思维震荡。
几天后，北都这边还专门举行了一场高级别专题研讨会。
在会上，工业部的王领导作为考察团的领队，首先发言。
他摊开面前厚厚的报告，言语中难掩一股尚未平复的激动与赞叹。
“同志们，这次南下，我个人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深受触动！
陈天河同志的思路，为我们当前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极具操作性的范本。
特别是他提出的，在国内某些关键设备和技术引进受限的情况下，将相应的生产企业直接建在政策更宽松的地区。
比如南方自治州，或者直接设在香江，这个想法非常大胆，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
他的话音刚落，主管人事和劳资工作的李领导便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冷静地提出质疑。
“老王，你的兴奋我完全能够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深入考虑过一个最核心、也是最致命的问题。
人，我们派出去的人，怎么管？”
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报告里提到了，南方自治州工厂的薪资水平，经过我们初步核算，几乎是我们国内同级别技术人员的五到十倍！
这还是不算他们引入的欧美专家薪资水平的情况下。
同志们，这不是一个小差距！
我们派出去的，都是国家花费了巨大心血培养起来的宝贵财富。
人心都是肉长的，面对这么悬殊的待遇差距，谁能向我保证，他们不会被当地的其他工厂，甚至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外资企业高薪挖走？”
为了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消化这个严峻的问题，李领导停顿了一下。
“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仅是辛辛苦苦为他人作嫁衣裳，更是面临着核心技术和顶尖人才的双重流失！
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这番话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与会者心头。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议论声，原本有些热烈的气氛瞬间冷却下来，所有人都面色凝重。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死结，是美好蓝图上最致命的裂痕。
“我看，在国外建厂这件事，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一位来自计委、思想相对保守的老干部清了清嗓子，用手指敲了敲桌面，试图将讨论拉回到更稳妥的轨道上。
“我们国家现在外汇储备本就紧张，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与其冒着人才流失的巨大风险，去海外搞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大动作，不如采纳陈天河同志的另一个建议，先从收购欧洲那些‘小而美’的企业入手。”
他见众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便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们可以花个几十万，甚至一百万美元，去收购一家高档纺织品厂，或精密小家电厂，又或者特色食品加工厂。
这些企业可能因为经济危机濒临破产，但它们的技术、品牌和工艺流程都还在。
我们把它整体买下来，然后，关键的一步是，把它的生产线、工艺规范，原封不动地整体搬回国内！”
说到这儿，他强调道：
“这样一来，所有的生产环节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工人还是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是我们的人，都在我们自己这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下。
他们有正式的编制，有强大的组织归属感，更不是说想走就能走的。
我认为，这才是最稳妥，最符合我们当前国情，也最能规避风险的办法！”
这个观点立刻获得了在场不少人的点头赞同。
这确实是一条看得见、摸得着，且风险可控的道路。
既能引进技术，又能新增创汇渠道，更能完美地避开那个最棘手的人员管理难题。
然而，外贸部的吴弘毅却摇了摇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长期处理涉外事务，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同志们，这种本身就能国内制造，或者说能够把生产线搬回来的企业，解决的仅仅是创汇问题。
对于那些管控更严格的设备和技术，仍然无法做到稳定的引进。
但是我们把企业放在比较宽松的地区，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陈天河同志的思路，高就高在这个海外建厂上。
把工厂设在海外，工厂的法律身份上就是海外的，它天然就不受到欧美的出口管制影响。
所以，我认为，在海外设厂的尝试，不但要做，而且要尽快做。
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不应该是做不做，而是应该如何解决管理和防范的问题。”
“可是，人要是被挖走了怎么办？”
李领导不依不饶，再次将那个尖锐的核心难题抛到了桌面上。
一时间，会议再次陷入了僵局。
两种观点壁垒分明，都有充分的理由，却又似乎无法调和。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倾听，指间夹着香烟、任由青烟袅袅升腾的一位来自安全部门、头发花白的老领导，缓缓地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
“既然大家都认为两条路都有其必要性，那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怎么防’。”
他开口说道：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羊圈外的狼，就把羊永远关在家里，一步都不敢迈出去。
我的看法是，两条腿走路，国内的收购计划和海外的设厂试点，可以同时进行。
而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为派驻海外的人员，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强制性的管理和防范体系。”
他的话语仿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立刻让整个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洗耳恭听。
“我建议，可以先在香江搞一个试点。
就按照吴弘毅同志的建议，成立一家精密仪器方面的小型公司，规模不大，便于我们摸索和管控。
生产运营完全按照香江当地的商业模式来。
至于最关键的人员问题，我们可以从源头上就把好关，把预防工作做到极致。”
他竖起一根手指，条理清晰地开始阐述他的方案。
“第一，是预防阶段，要把功夫做在前面。
在选拔派驻人员的时候，就要有明确的倾向性。
我们要优先选择那些家庭负担比较重、对内地各项福利待遇依赖度高的员工。
这类同志，家里的老人要看病，孩子要上学，都离不开组织上的安排。
他们的根在这里，未来的前途也在这里。
相比海外那一两年的短期高薪，他们更看重的是任务完成之后，能够顺利回流，获得组织的肯定、职位的晋升和更稳定的家庭保障。
这个，就是我们的‘压舱石’，是最有效的‘软约束’。”
“第二，岗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封闭式培训。”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说道：
“培训内容不止是技术和业务，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