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厂长闻言怔在那里，半天没吭声。
窗外，蝉鸣一阵紧似一阵。
办公室里闷得像蒸笼，让人感到更添几分烦闷。
陆怀民没急着往下说，他知道这话听着刺耳。
一个十七八的后生，头一天进厂，就指着厂里几十年的经验说“不对”，搁谁心里都得转几个弯。
半响，郭厂长拿起陆怀民放在办公桌上的维修记录，一页一页地翻。
第一页，第二页，第五页，第十页……
有些机子的名字他认识，有些公社的名字他熟悉。
那些歪歪扭扭的维修记录背后，是一台台被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铁疙瘩，是一个个修理工蹲在车间里抓耳挠腮的下午，是一笔笔从公社账本上划走的冤枉钱。
他翻到最后一页，把记录合上，搁在桌角。
“小陆同志，”郭厂长的声音比方才低沉了许多，“你这话，戳到根上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陆怀民，望着厂区里那些灰扑扑的厂房。
“我跟你说个事。”郭厂长叹了一口气：
“去年冬天，红旗大队那台手扶拖拉机，就是最后报废那台。那是大队唯一的运输工具，指望它往县城送公粮、拉化肥。腊月里趴了窝，大队支书亲自押车送来，在厂门口蹲了两天两夜，就盼着能修好过年。”
“可咱们修不好。”他的声音低沉了下去：
“换了轴承不行，换了曲轴也不行。最后只能跟支书说，报废吧，再修下去，搭进去的钱够买半台新的了。”
“支书蹲在车间门口，抽了半宿的烟。天亮走的时候，一句话没说。”
郭厂长转过身，看着陆怀民：
“那台机子，就是你说的‘修坏的’。可咱们不修，它趴在地里，大队一年的收成就得人挑肩扛往外运。”
他坐回椅子上，把中山装的扣子解开又系上，系上又解开，最后干脆敞着：
“小陆，你说的我懂。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是个办法。可问题是——”
他顿了顿，有些无奈：
“咱们厂，满打满算八十七号人。技术员就三个。老王六十二了，快退休的人了，干了一辈子，凭的是手熟；小刘是工农兵学员，底子薄，带几个徒弟还凑合，真遇到疑难杂症，他也抓瞎；还有一个老郑，去年查出肺病，常年病假，算半个人。”
“你让他们搞点简单的维修，还可以，稍微复杂一点，就要抓瞎。”
他叹了口气：
“小陆同志，你是大学生，肚子里有真东西。咱们厂这些师傅，多数是初中毕业就进了厂，跟着老师傅手把手学出来的。他们会拆、会装、会换零件，可要他们‘检测’问题，他们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就说老王吧。”郭厂长往后靠了靠，藤椅吱呀响了一声：
“他修了一辈子机器，耳朵贴着缸体一听，就知道这机子有没有毛病。可你问他，这毛病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他说不上来。他就会说，‘听出来的，三十年的经验’。”
“这话听着玄乎，可咱们搞了这么多年农机，心里都清楚，经验这东西，是拿时间和冤枉钱堆出来的。老王自己摸索了三十年，摔了无数跟头，才有了今天。可咱们等不起三十年啊。”
郭厂长看向陆怀民：
“小陆同志，你跟老王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您是前头那个挖井的人，我不过是顺着您挖的井，往下多探了两尺。’这话说得好。可问题是，咱们厂现在缺的，不是挖井的人，而是能教大家怎么‘多探两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