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贵根决定，就用这八台1511织机，来生产人造棉。
他们推出的人造棉产品，正如王飞龙所讲的那样，适配了当时人们对布匹的需求和口味的转换。大家，特别是女性，都不再满足于穿那种老气很秋的列宁装和各种中性的春秋装，不再喜欢素色，而开始追求各种颜色鲜艳花型别致的连衣裙和裙装。
人造棉的出现，特别是它的面料特性和价廉物美，正好就契合了大家的这种需求，一时之间，人造棉的产品层出不穷，在八十年代初期，人造棉和棉布，占据了当时布匹需求量的百分之八十。
对陈贵根他们来说，生产人造棉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各级供销社统购的，是所有含棉的产品，哪怕他们织造65/35和50/50的涤纶布，因为里面含有棉纱，仍然需要完成供销社额定的统购任务。
但人造棉的原料是粘胶，不含棉，因此就不会有统购任务，工厂的生产自主性就更强了。
厂里的人造棉做得风风火火，其他的人都很高兴，只有潘大龙看着心里不是滋味，他是觉得，要是以后厂里都只生产这些化纤产品，那他就不用去上海了，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些关系，就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要是他的这些关系失去了存在价值，那他在这个厂里的价值，也就变得无足轻重。潘大龙自己和人说，让人有事去找陈贵根，几次下来，就没有人再来找潘大龙，他们什么事都去找陈贵根，潘大龙等于是自己把自己这个厂长免了职。
而且，他们这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结构，到了这个时候，又变得很奇妙，那就是好像什么事陈贵根一个人都可以决定，而潘大龙要想反对什么事，似乎也反对不了。两个人股权一样，就等于没有股权，需要靠各自的实力讲话。
而凭实力，潘大龙现在和陈贵根根本就没有办法比。
潘大龙长期不在厂里，在上海，他这个厂长，相当于一个指挥员长期脱离了一线阵地。但每家厂，又都必须有一个厂长存在，有一个厂长在决定厂里所有的事，留在厂里的陈贵根，就自动替补成了实际的厂长。
加上厂里的产量越来越大，而原材料的采购，因为绍兴附近都有很多新的私营的化纤厂起来之后，就变得越发不再需要关系，只要有钱就可以。
这样一来，厂里的供销两条线，供就变得无足轻重，但销这块，变得愈发重要，毕竟生产出来的东西，要能卖得掉。而销这块，现在主要是赵小兰在管，产是由销决定的，最近需要生产什么，都是由赵小兰直接反馈给陈贵根，潘大龙根本就插不上手。
这样一来，天平就更向陈贵根那边倾斜了。
潘大龙心里感觉很不得志，不过好在，陈贵根和赵小兰都是老实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坏心眼，不会有想撬掉潘大龙的想法。潘大龙也因此，把自己的不舒服就埋在自己心里，不作声也不发作。
这一波的人造棉，又让陈贵根他们赚到了不少钱，原来八台1511织机，增加到了二十四台，接着，原来那二十台铁木织机也被淘汰，变成了1515织机和K系列丝织机。
有样学样，其他的工厂看到陈贵根他们换了织机之后，赚钱的能力变强了，他们也纷纷开始淘汰旧的铁木织机，更换新的1511和1515织机，或者K系列丝织机。
赵小兰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在改变，他们厂里每天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条乌篷船已经载不下，她不再可能每天手摇着乌篷船，来水街交易。在赵春山的建议下，赵小兰在水街边上的岸上，就在急水弄口，租了一间门面房，开设了一家“利隆纺织厂”门市部。
每天半夜或凌晨，在乌篷船向这里运布的同时，还有一台手扶拖拉机，装满一车的布，从厂里拉到这里。
其他厂的老板一看，也有样学样，纷纷在河两边的街道，租房子开门市部。这样一来，河面上的交易开始冷清起来，每天再划着乌篷船过来的，都是那些租不起店面的小作坊。
而运河两边的街面，开始热闹起来。来这里买布的客户，也更愿意在河两边的街道，从一家店逛到另一家店，相反，再愿意跳上乌篷船交易的人少了很多。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做生意的都喜欢和老客户打交道，货源和质量都有保证。在乌篷船上，你今天做了一单生意，拿回去的布很好卖，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想找这条船都不一定找得到。
那个时候又不是人人家里都有电话，你没办法打电话。而这些乌篷船，他船划到了这里，但他的作坊，可能在十几几十里路外，你就是知道他的作坊在哪里，要找上门去也没这么多时间。
而这些开在岸上的店就不一样，只要记住门牌号，你下次来的时候，一找就马上可以找到。
沿河的两边开起一家又一家的店，生意兴隆，从全国各地来柯桥进布的客户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远，从原来基本是华东地区的客户，扩展到湖南湖北等中部省市，他们也都来这里进货，把布整卡车整卡车地拉回去。
包括连像睦城那样的小城镇，也有人过来柯桥这里进布，然后就在睦城百货商店门口的街上，摆布摊卖布，睦城人也可以买到不要布票的布了。
与此同时，各地的国营布店和供销社，也都跑来绍兴进布卖。
像陈贵根他们这样的私人纺织厂的兴起，和那一个个布店布摊的出现，让纺织品迅速从原来的稀缺物资，变得不再稀缺，到八二年年底的时候，布票已经事实上失去作用。
到了一九八三年，国务院宣布取消长达二十九年的布票制度，同时实行棉花、棉布敞开供应，国内纺织品市场逐渐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