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人对这煤油味，好像不是吃的多了，就越来越迟钝，而是越来越敏感，三个人吃到后来，是一闻到一丁点煤油味就想吐，每餐可以说都是含泪吃饭。
大林连去煤油炉熬明胶，闻到那煤油味都会想吐。
敏感到后来，很多年之后，大头去餐馆吃饭，服务员端上一盆鱼，刚一进门，大头就叫她撤下去，说这鱼有煤油味。
服务员和厨师老板轮流嗅嗅，都说没有，开玩笑，这鱼里怎么可能会有煤油味，和大头一起去吃饭的朋友，也觉得大头这是在找事。
大头带着他们去养鱼池那里，捞出一条鱼，在它的颈部一捏，鱼张大了嘴巴。大头把鱼嘴凑近老板和朋友的鼻子前面，让他们闻，几个人果然都闻到了煤油味，不得不服，都说大头是狗鼻子。
大头在心里骂，什么狗鼻子，这是老子吃了半年的煤油饭，练出来的敏感。
鱼怎么会有煤油味？
那是当时的运输条件差，鱼贩子用来运鱼的车没有氧气泵，怕鱼在运输的途中死去。上路之前，他们往装鱼的铁皮车斗里倒煤油，这样鱼就进入半昏迷状态，减少了活动量，对氧气的需求也减少，这样可以降低鱼在运输途中的死亡率。
为了这些煤油米，老莫一家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也想尽了办法，先是大头想出来，拿着米去街上的饮食店换馒头。但这不能天天去换，还不能在一家店换，不然会被人发现，哪里有睦城人天天都吃面食的。
大林和大头，于是只能在府前街、十字街头和西门街的三家饮食店，轮流去换。就是这样，也不能天天干，因为一斤米只能换十个馒头，米折算成钱之后，你另外还要补给店里一毛钱。
这一毛钱还是小事，问题是一斤米煮成的米饭，他们三个可以吃饱，而这十个馒头，他们只能吃个半饱。那个时候的人肚子里没有油水，饭量就变得特别大。
要是餐餐去换馒头，用馒头当饭，他们的口粮马上就会不够。所以这拿米去换馒头，他们也只能隔两三天去换一次，就当是改善生活。
老莫还是要出差，出差需要粮票，像他们这样的农业户，粮票要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和米，还有提前买好的车票，去粮站换粮票。
每次开介绍信的时候，老莫就让厂办的人多开一点，这厂办的人都不理解，这米换粮票，其实是不划算的，人家都是精打细算，能少换一点是一点，你老莫怎么还要多换？
老莫也不能和人家说，自己这是要把家里的煤油米换成粮票，粮票多了，再去粮站买米，这样可以用一半的好米，掺一半的煤油米，让饭好进口一些。
那个时候的人都是死脑筋，也可以说是原则性强，就是让多开，也只会给你多开个两斤三斤的，再多开，连粮站的人都不信，你去这么几天，怎么要这么多粮票。
这样，通过这个办法，也没换来更多的粮票。一家三口，只能继续埋头含泪吃着煤油饭。
还真的是整整吃了半年。等到生产队新稻谷分下来，把谷柜里最后的三十来斤稻谷畚进箩筐里，三个人都很兴奋。老莫和大林大头说，你们去碾，碾完了就都换成年糕和水糯鸡。
很多年之后，大头再想起他们为了要把煤油米兑换出去，想出来的办法，每一个办法都很缺德。大头觉得，自己不仅是家里的祸害，而且是全睦城的祸害，那些换出去的煤油米，最后会混在更多的好米中间，变成饮食店的米饭，或者粮店的米。
大家吃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出来，但那个半年，说不定全睦城的居民户，实际都吃到过大头的煤油米。大头想，哈哈，这像不像是一个农业户对居民户的报复。
大头后来想想确实缺德，但在当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们还没有高尚到把这些米扔掉或者用来喂猪，如果那样，就没有食物来喂他们了。
缺德就缺德了，人在饭都没有的吃的时候，别来扯什么道德。
胡团长回来了，再回到睦城的胡团长不再是胡团长，而是变成了胡主任胡厂长或者老胡。
杭州电表厂是HZ市属企业，那个时候的国营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杭州电表厂属于县团级。胡团长转业回到睦城，就变成了杭州电表厂的主任兼厂长。
李老师病退了，他们家也从向阳红小学，搬到杭州电表厂宿舍。
胡厂长刚回来，要熟悉厂里的情况，还要搬家什么的，他一时还顾不到胡卫平，胡卫平还是继续留在老莫家。等到把家搬好，一切安排停当，他这才把李老师和胡卫平都接回家。
胡卫平要回去的时候，看着大林和大头嘻嘻嘻嘻地笑，大头问他笑什么。
已经不是胡团长儿子的胡司令，还是习惯性地拍拍自己腰部，和他们说：
“老子终于不用再吃煤油饭了。”
大林和大头一听就要打他，胡卫平赶紧讨饶说：
“杭表的馒头很好吃，我送你们馒头吃。”
大林和大头放开他，和他说：“不要馒头，要米饭。”
大林和大头他们馒头也快吃到吐了，他们这睦城的肚子，真的接受不了太多的面食，他们需要来一顿正正经经，没掺着煤油米的米饭。
胡卫平和大头说：“好好，你们明天晚上不用做饭了，五点半，大头你拿着钢精锅到杭表门口来，我去食堂，给你们打一钢精锅的饭。”
大林和大头，这才放开了胡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