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床位上，一个病人已经死了。他皮肤变得灰白，嘴唇也完全失去了血色，一动不动整整两个小时，但没人发现。
护士忙着照顾活人，没时间检查死人。
直到后来另一个病人惊恐地喊叫起来，护士才过来看了一眼，然后就摇铃让救济所的杂工把尸体抬走。
尸体被抬到地下室，和其他尸体堆在一起。等着家属来认领。
没有家属的尸体会被拉到伊夫里公墓或者蒙帕纳斯公墓，撒上厚厚的生石灰后，一层层叠放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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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岁的码头临时工加斯帕尔·米莱与他的妻子玛蒂尔德·米莱，正躺在拉博特医院最大的公共病房内，奄奄一息。
他们已经入院两天了，医生只在他们刚来的时候过了看了一眼，就没有再管过他们。
加斯帕尔·米莱嘴里不停地喃喃着什么，但没有人理他。
隔壁床的玛蒂尔德·米莱还算清醒，勉强凑过去听，只听到几个字：“水……给我水……”
玛蒂尔德·米莱抓住路过的护士的手：“求求您，给他点水。他渴。”
护士无奈地摇摇头：“医生不让喝水。喝水会加重病情。”
玛蒂尔德快哭出来了：“他快渴死了……”
护士爱莫能助，只能转身走了。
过了一会儿，医生终于来了。他看了看加斯帕尔·米莱，摸了摸脉搏，然后果断地下令：“放血。”
助手端来托盘，医生绑紧加斯帕尔·米莱的手臂，熟练地用小刀切开静脉。
深红色的血液流淌出来，碗里的血，很快就像暴雨后的湖面一样，涨了起来。
加斯帕尔·米莱的眼睛睁大了一下，然后又闭上了。
放了大概半升血，医生才按住伤口，做好包扎，然后说：“好了。他恢复了平静！”
然后他看着玛蒂尔德·米莱，摸了摸她的脉搏：“你的情况好一点。不用放血，但你需要清肠。”
他让助手拿来一杯药：“喝下去。这是蓖麻油和番泻叶熬制出来的药水，能清空肠道里的毒素。”
玛蒂尔德·米莱接过杯子，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蓖麻油是什么，那可是泻药！只是她现在已经拉到不行了，再喝泻药……
但医生看着她，眼神不容置疑。她只好喝下去。几分钟后，她的肚子就开始绞痛，然后又开始腹泻。
她坐在床边的便盆上，拉了一次又一次，拉到后面全是水，最后连水都没有了，只是干呕。
她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晚上八点，加斯帕尔·米莱开始抽搐，手和脚不受控制地抽动，脸扭曲着，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玛蒂尔德·米莱想过去看他，但自己根本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低声哭喊：“加斯帕尔！加斯帕尔！”
护士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跑去找医生。等医生来的时候，加斯帕尔·米莱已经不动了。
医生摸了摸脉搏，听了听心跳，然后对护士说：“死了。抬走吧。”
护士叫来两个救济所的人，把加斯帕尔·米莱的尸体抬起来，往外走。
玛蒂尔德·米莱伸出手，想抓住丈夫，但够不着。她只能看着他的尸体消失在门口。
然后她趴在床上，哭不出声，只是干嚎。
隔壁床的病人看了她一眼，然后转开头，继续呻吟。
在这里，同情心是最廉价也是最奢侈的东西。
病房里没人说话。只有呻吟声，呕吐声，拉肚子的声音，还有偶尔传来的惨叫。
凌晨三点，玛蒂尔德·米莱开始抽搐。
她的情况和丈夫一样：手脚抽动，脸扭曲，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她挣扎着想喊人，但喊不出来。
她想起女儿佩蒂，想起儿子里昂，想起昨天还活着的丈夫……然后她的意识开始模糊……
护士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护士再次叫来救济所的杂工，把她的尸体抬走。
很快她和其他几十具尸体一起，也被堆在地下室，等着家属认领，或者被拉去公墓。
加斯帕尔·米莱，码头临时工，死于1884年2月7日晚上八点。
玛蒂尔德·米莱，洗衣妇，死于1884年2月8日凌晨三点。
他们活了三十多年，死的时候，只是医院记录上冰冷的两行字。
2月8日上午，圣路易医院的地下室里，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
而报纸上还在赞美医生们用放血、灌肠和泻药这些“成熟的方案”来治疗病人；
巴黎的卫生署还在封锁疫区、喷洒香水、焚烧焦油，认为驱散了瘴气就能阻止传染。
莱昂纳尔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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