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的另一边，与巴黎那边几乎一边倒的欢腾与期待不同，伦敦的舆论场翻滚着复杂难言的情绪。
十月十五日，《泰晤士报》第三版，亨利·布洛维茨的报道占据了一小半的版面。
标题很克制、很平淡——《东方快车上的推理游戏》。
内容也很克制。亨利·布洛维茨简单描述了莱昂纳尔如何在沙龙车厢分发卡片，乘客们扮演侦探和嫌疑人，一个叫赫尔克里·波洛的法国侦探在游戏里找出了真凶……
同样没有给出完整的推理和谜底。最后，他总结了一句：
【波洛先生的推理能力不逊于夏洛克·福尔摩斯。】
于是，那趟东方快车首航上的趣闻，已经不是秘密。
原来一个名为赫尔克里·波洛的法国侦探，在一列横跨欧洲的豪华列车上，揭开了一起错综复杂的谋杀案。
这点燃了整个伦敦的舆论界。
当天下午，《每日电讯报》筹备的次日报纸，头版就换了整整三遍。
第一版是印度西北铁路特许经营权谈判，主编看完《泰晤士报》上布洛维茨的报道，直接撤稿。
最后定稿的时候，新头版标题就用最大的字号、占了整整三栏——《我们的侦探被抢走了！》
署名“卡托”的评论员用了整整两栏篇幅来宣泄内心的不满：
【1880年，索雷尔先生把福尔摩斯交给《良言》杂志。我们接受了，像接受一笔正常的文化进口。
1882年，我们把索雷尔先生赶出英国，罪名是写小说侮辱女王。现在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带着一个新侦探回来了。
只是这个侦探不叫福尔摩斯，叫波洛。波洛是法国人。
我们亲手把这个侦探和属于他的故事推给了法国人。这不是文学事件，这是外交丑闻！】
第二天上午十点，《帕尔马尔公报》也被送到了每个读者的手里
【我们嘲笑法国人没有自己的侦探小说，就像嘲笑一个跛子不会跑步。现在跛子站起来，跑得比我们还快。
索雷尔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把波洛放在东方快车上，放在全欧洲记者眼皮底下，放在巴黎东站两千人欢迎的目光里。
这不是报复，这是展示力量！
两年前我们驱逐索雷尔，理由是《1984》诋毁帝国。
现在我们知道了，帝国确实需要诋毁——否则它不会虚弱到害怕一本小说！】
十月十六日，「东方快车」回到巴黎的那天，《标准晚报》记者走访伦敦七家书店。
汉兹书店老板托马斯·汉兹说：“今早有六个客人问‘哪里可以看到赫尔克里·波洛和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
我只能说没有，向他们推荐《波西米亚丑闻》，他们却说看过了——就连柯南·道尔都不把新故事寄回来了！”
史密斯父子书店的柜台里摆着六本《血字的研究》，封面落了薄灰。
老板老史密斯说：“现在索雷尔写了一个法国侦探，英国侦探的故事太久没有更新，已经没人提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客对记者说：“我订《良言》就为看福尔摩斯。去年《1984》那事，我不觉得索雷尔有错。
女王被擦伤额头，他就得滚出英国。现在人家在给自己人写侦探，有什么办法？活该。”
这就是让英国读者最难受的地方！
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让他们扬眉吐气，证明了不列颠的理性与洞察可以征服最诡谲的谜题。
可现在，一个足以媲美他的侦探，却成了法国人——怎么能是法国人？哪怕波洛说法语，但是个比利时人也行啊！
英国的评论界曾经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只有英国的冷静、理性与严谨才能匹配“推理侦探”这种文学形象。
就连莱昂纳尔·索雷尔也承认，“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受到了“一位英国医生的启发”创作出来的。
甚至有激进者认为，不是是索雷尔创造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而是“夏洛克·福尔摩斯”选择了索雷尔。
但现在不一样了，索雷尔创造了另一个侦探——而没有人觉得这个“赫尔克里·波洛”会比福尔摩斯差。
毕竟两个侦探是同一个作者，而这个作者还年轻，远远没有到创造力衰退的阶段。
这感觉就像看着一朵本可以在自家花园里绚丽开放的玫瑰，现在却开在了讨厌的邻居家的花园里。
一个出版社老板忿忿不平地抱怨：“这能怪谁？还不是去年那些蠢事！因为两本，就把一位天才作家驱逐出境！
还闹出那些可笑的诉讼和袭击！内阁和那些煽风点火的报纸，简直是一群短视的莽汉！他们成功地把索雷尔推远了！
现在好了，他给法国人一个波洛，一个注定会像福尔摩斯一样流传的侦探。而我们呢？我们得到了什么？
一堆外交笑话，还有文学上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