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麦克格雷戈，五十八岁，在弯镐街经营酒吧二十二年。他有妻子，两个女儿都已出嫁。邻居证言说他‘老实本分’‘从不惹事’。
肖恩·奥马拉，三十四岁，码头卸货工，每天工作十小时，周薪一镑八先令。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两岁。工头说他‘干活卖力’‘不偷懒’。”
就这样，他一个个说下去：“托马斯·哈代，五十一岁，读报人，眼睛坏了，靠给酒吧读报挣点酒钱。
威廉·卡特，缝衣女工的父亲，他的女儿周薪十二先令，他本人已经六十七岁了。
乔·哈里斯，二十二岁，木匠学徒，周薪九先令，今年春天刚结婚，妻子怀孕了……”
他一连说了十二个名字，十二个最普通的生计。
“这些人，就是控方口中的‘煽动组织骨干’。他们每天操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孩子的健康，父亲的药钱。
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动机去‘策划颠覆活动’吗？”
说完这些，亨利·布拉德才走到陪审团席前，看着那些穿得体面外套的绅士们。
“去年十月，莱昂纳尔·索雷尔，一个法国作家，偶然来到弯镐酒吧。他看到那里有人不识字，没法给远方的亲人写信，就主动帮忙。
他收两便士，只是一杯啤酒的价钱。他听了那些人的故事——儿子在印度当兵，女儿嫁到外地，兄弟欠了债，妻子生了病——然后帮他们把心里话写下来。
这叫做‘收买人心’吗？这叫做‘善意’，先生们。最朴素、最直接的善意。这些人感激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煽动者’，而是因为他做了件好事。
一件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
旁听席后排，一个衣服上都是补丁的老妇人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布拉德继续说：“至于他们后来对记者说的话，那有什么奇怪？一个人帮了你，你觉得他是好人，你自然愿意告诉别人。
这难道犯法吗？在大英帝国，说一个人是‘好人’，什么时候成了罪行？”
控方律师福斯特站起来：“反对！辩方在歪曲事实。这些人赞美的不是普通的‘好人’，而是一个公开侮辱女王陛下、诋毁帝国制度的外国作家！”
布拉德转向他：“福斯特先生，他们开始赞美他的时候，《1984》还没写出来。《加勒比海盗》也还没开始连载。
他们只知道，有个叫‘詹姆斯·邦德’的先生，在酒吧里帮他们写了信，走时还把钱留给了‘老烟斗’吉姆的家人。
他们赞美的是这个，这有什么错？”
福斯特冷笑着：“但他们后来继续赞美他，甚至在《1984》出版之后！”
布拉德点头承认：“有些人或许说了。但那是他们的个人感受。法律禁止的是‘煽动性言论’，是意图激起对女王和政府的憎恨。
说一句‘邦德先生是好人’，这构成‘煽动’吗？如果构成，那么全英国每天有多少人该被抓起来？”
旁听席里有人低声赞同，就连陪审团也面面相觑，觉得这个辩护人说得不错。
科尔里奇爵士敲了敲木槌：“肃静。辩方，请继续。”
布拉德走回辩方席，拿起一份文件：“我这里有几份证言。来自弯镐街的邻居，白教堂的工友，还有几位常去酒吧的顾客。
他们都说，这些被告平时是守法的公民，按时交税，不惹麻烦。他们聚在酒吧，聊的几乎都是天气、工钱、孩子、球赛——不是政治，更不是‘颠覆’。”
他把文件递给书记官：“法官大人，我请求将这些证言列为辩方证据。”
科尔里奇爵士点点头：“准予列入。”
福斯特立刻站起来：“法官大人，这些证言与本案无关。被告平时的行为，不能抵消他们后来的违法行为。”
布拉德转过身，紧紧盯着他：“但能说明他们的本质！这些人不是职业煽动者，也不是阴谋家。他们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卷进来的普通人。
他们说了几句话，表达了对一个帮过自己的人的感激——然后就被逮捕，被起诉，被送上法庭。先生们，这真的是正义吗？”
说到这里，他才向所有人欠身致意，然后坐了下来。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科尔里奇爵士看向控方坐席：“福斯特先生，你可以传唤证人了。”
福斯特站面露得意之色，他站了起来：“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第一位证人——《帕尔默报》记者托马斯·韦伯。”
而被告席和两位辩护律师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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