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居高临下的理解”的姿态，比任何辱骂都更让英国人难以下咽。
格莱斯顿坐回椅子上：“先让报纸按你说的写。就说这是法国人的臆想，是他们对帝国的嫉妒。但同时——”
他停顿了一下，哈考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那个主编，叫埃弗拉德？还有《良言》的老板斯特兰，先禁止他们出境！”
哈考特连忙点头：“来之前，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们会一直呆在伦敦，哪儿也去不了。”
“还有，查查索雷尔在巴黎的动向。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别的国家出版这书了吗？如果有，我们要做好准备。”
“是，首相！”
哈考特起身准备离开，格莱斯顿又叫住了他。
“哈考特。”
“首相？”
格莱斯顿看着桌上的《1984》，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本书惹出的麻烦，会比你想象中更大。做好准备。”
哈考特点点头，推门出去了。
格莱斯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走出办公室，对助理说：“准备好马车，陛下召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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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史密斯坐在记录科的隔间里，面前摊着一份1881年1月22日的《泰晤士报》。
那是一篇关于德兰士瓦战争的报道。原文写得很直白：“我军在梅朱巴山遭遇挫败，伤亡约三百人，已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
但根据今天早晨下发的《修订指导手册·第七版》，这段描述“不符合当前整体叙事需要”。
手册上写着：“所有涉及德兰士瓦行动的报道，统一调整为‘必要的战略部署’，重点突出我军纪律性与后续谈判中的主导地位。”
温斯顿拿起笔，先划掉“遭遇挫败”，然后在旁边空白处写上“在达成阶段性目标后”；接着又划掉“伤亡约三百人”，改成“付出少量英勇的牺牲”；最后，他还觉得“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太被动，想了想，写下“主动转进至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为和平谈判创造空间。”
改完，他把修改稿交给旁边的同事复核。同事看了一遍，点点头，签上了字。
稿子马上就被送到排版车间。工人们会把新版内容重新对报纸进行排版，用特制的纸张印刷出来。
接下来就是做旧——先用烟熏黄纸边；再用砂纸打磨，模仿油墨褪色效果；然后再轻揉一遍，看来要像真被翻阅过才行。
最近这批“新古董”会送到大英图书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世界上每一个存有这些旧报的图书馆，替换掉原来的存档。
从今往后，任何人查阅1881年1月22日的《泰晤士报》，只会看到修订后的版本。
他们会读到：“我军在梅朱巴山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在付出了少量英勇牺牲后，主动转进至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为和平谈判创造空间。”
他们会相信，历史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温斯顿改完这一份，从文件篮里拿出下一份。这份上有一篇1880年关于爱尔兰土地改革的社论，语气“过于同情佃农，无视了帝国的关怀与付出”，需要调整。
他拿起笔，又开始工作。】
第七代马尔博罗公爵伦道夫·丘吉尔放下手中的《1984》，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那些政治哲学，洛克，柏克，密尔，他们都相信制度，相信理性，相信文明会导向自由。
但《1984》描绘的，是一个把制度和理性用到极致的世界——结果却是自由意志的彻底死亡。
这不是野蛮的胜利，这是文明的胜利。太文明了，文明到让人窒息。
现在正是俱乐部的早餐时间，但这里却比平时安静。
往常这时候，绅士们会互相打招呼，聊几句政治，抱怨一下天气。
但今天，大部分人只是低头看报，或者小声交谈。
他抬起头对坐在对面的老友亨利·梅休说：“你怎么看？”
梅休以前是殖民地部的官员，在印度干了三十年，去年刚退休。
他放下手里的《1984》，推了推眼镜：“写得挺准。”
伦道夫·丘吉尔挑起眉毛：“准？”
梅休喝了口茶：“修改历史那段。我在印度的时候，每年都要往伦敦送报告。
有些事不能那么写。得换个说法。不是撒谎，是‘调整重点’。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部落暴乱，我们平叛的时候死了十几个士兵，部落那边死了两百多人。
但报告上写的是‘成功恢复秩序，代价极小’。后来这报告进了议会文件，就成了历史。”
伦道夫·丘吉尔没说话，他知道梅休说的是实话。他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
把一些尴尬的电报重新措辞，让它们看起来更体面。
这不是犯罪，甚至不是欺骗。这只是一种职业习惯。为了让事情运转得更顺畅。
但《1984》把这种习惯写成了系统的、有意识的“修改现实”，而且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真理部”。
这让伦道夫·丘吉尔感到愤怒，那种被人看穿后的愤怒。
而这种愤怒，弥漫在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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