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虽然凯旋而归，却并未为这表面现象所鼓舞。政府军不经抵抗就放弃了那些要塞重地，这在自由派分子中激起了一种胜利的幻想，让他们失望自然是不合适的；但革命者却知道事情的真相，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更是比谁都知道得清楚。那时候他虽然统率着五千多名士兵，控制着沿海的两个省，可他心里明白，他们被围困在海边，而且陷入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形势中，当他下令修复被政府军炮火毁坏的教堂塔楼时，尼卡诺尔神父在病榻上大发议论：“这简直太荒唐了！基督信念的捍卫者们摧毁了教堂，而共济会的人却下令修复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试图找一个宣泄积郁的窗洞，整小时整小时地呆在电报房里跟其他要塞的首领们商谈，他每次走出来时，头脑中的印象就更加肯定了，即战争僵持了。当自由派取得新的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人们高兴地发布告公诸于世，他却在地图上计算着真正的进展情况，他明白了，他的部队抵御着疟疾和蚊蚋的侵袭，在向原始丛林进发，朝着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浪费时间。”他常常在军官们面前这样抱怨：“只要那些无耻的党徒在乞讨议会的席位，我们就还将继续浪费时间。”在值班的晚上，他仰面躺在吊床里，吊床就挂在这间他被判处死刑后关押过的房间里。他一面在三十五度的气温里驱赶着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迫近，他将下令让他的部下跳下大海，一面回想起那些穿黑衣的律师们的形象，他们在结冰的清晨离开总统府，翻起了大衣领子遮住耳朵。他们搓着双手，在清晨阴郁的咖啡馆里低声嘀咕着，揣度着总统说“是”的时候，他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或者说“不”的时候，总统想讲的又是什么，他们甚至还猜测总统在讲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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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胜败未卜的一个夜晚，庇拉·特内拉在院子里跟士兵一起唱歌，上校要她用牌占卜一下他的前途，“当心你的嘴巴。”这便是庇拉·特内拉把牌三次摊开、三次收拢后得出的全部结论。“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但牌相很清楚：当心你的嘴巴。”两天后有人给勤务兵端来一杯没放糖的咖啡，这个勤务兵把咖啡传给了另一个，另一个又传下去，一个一个地一直传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办公室。他并没吩咐送咖啡来，但既然端来了，上校就把它喝了。咖啡里掺了足以杀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人们把他抬回家时，他身子已经发硬，蜷成了弓形，舌头从牙缝里伸了出来。乌苏拉与死神展开了争夺。她用呕吐剂给他洗胃以后，用一条热毯子把他裹起来，两天里只给他喂蛋清，直到衰竭的身子恢复了正常体温。到了第四天他已脱离危险。不管他的反对，乌苏拉和军官们强迫他在床上再呆了一个星期。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的诗没有烧掉。“我不想匆匆忙忙地行事，”乌苏拉对他解说，“那天晚上，我要去生炉子的当儿，心里想还是等他们把尸体运来了再说吧。”在恢复健康的迷迷糊糊的日子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边摆满了雷梅苔丝的那些满是灰尘的玩具，他读着自己的诗句，读着读着，不由回想起一生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又写起诗来。他长时间地超然于这场没有前途的可怕的战争之外，在押韵的诗句中重温他那些濒临死亡边缘的经历。他的想法变得如此清晰明了，竟能正反左右地对它进行考查。一天晚上，他问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
“老伙计，告诉我，你打仗是为的啥呀？”
“还能为的啥，伙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答道，“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真幸运，知道为啥而战。”他接着说：“而我，对我来说，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因为高傲而去打仗的。”
“这可不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
他的这种紧张的表情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逗乐了。“当然罗，”他说，“可是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这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他看着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的双眼，又笑了笑加上一句：
“或者呢，就象你那样，为了某个对谁都算不了什么的东西而战。”
在自由党的领袖们没有公开纠正那个指责他为土匪的声明前，他的高傲的脾性阻碍了他同国内的起义集团进行接触。然而他也知道，一旦把这种考虑丢在一旁，他便能摆脱战争的恶性循环。害病休养使他得以对此进行仔细考虑。他争取到了乌苏拉埋在地下的那份剩下的遗产以及她的那笔数目可观的积蓄；于是他任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为马贡多的军政首脑，自己只身去内地跟其他起义团体建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