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世，他就曾经解剖过张一谋所有的电影，对方的特点、风格、他全部都烂熟于心。
此外，他还有着超脱于现在视野的，对电影文化变化趋势的掌握和理解。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甚至占据优势，因为彼此的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
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过紧张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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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一晃而过，2月3日，北大未名湖北侧的红四楼，《文艺报》青年论坛在这一天正式开幕。
这一天正值腊月23，是小年，现场除了开幕式的热闹，还多了一股年味。
任夏拿着邀请函，跟着记者队伍慢悠悠地排队进入会场，正找着自己的座位，就已经被提前到达的乔彤给发现了。
“来来来，这里，这里。”
乔彤带着任夏找到位置坐下，然后自己又一屁股坐在了旁边，她的助理也把摄像机架在了两人身后。
任夏撇了一眼现场，发现了至少三台环球时报的摄像机，记者更是有六七人。
“乔主编，你这准备可够周全的。”
任夏撇了一眼对方的邀请函，有些惊讶。
乔彤拿到的邀请函上面，座位竟然是和自己紧挨着。
毫无疑问，这是她为了在对话结束后采访自己方便，动用报社的资源走的后门。
“放心，在你们对话结束之前，我绝不打扰。”
乔彤展颜一笑，给出保证。
两人聊了没几句，论坛正式开始，传统的开幕流程走完之后，现场所有人期待特邀嘉宾致辞环节终于到来。
一身西装的张一谋迈步来到发言台，发表了自己的致辞——《拆墙为桥——中国电影融入世界文化的必然选择》
这个题目一听便是有所指向性，在场所有记者顿时精神一阵，闪光灯亮成一片，生怕错过了什么大新闻。
乔彤更是立刻目光立刻看向了任夏。
“看我干什么，听发言啊。”
任夏无所谓的耸耸肩，心态反倒有些轻松。
“各位同仁，各位青年朋友，大家上午好。”
张一谋致辞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会场，沉稳，平缓，听不出情绪。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青年与时代的对话，我想结合自己三十多年的创作实践，谈一个或许有些老生常谈，但至今仍然困扰中国电影人的命题——我们该如何与世界对话？”
“电影是窗口，也是桥梁。”张一谋继续说，“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拿到金熊奖时，我三十八岁。那时候我们想的很简单——让世界看见中国。看见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我们的痛苦与欢乐。”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变了，世界变了，电影也变了。但有一点没变：中国电影要想真正强大，必须走出去，必须被世界看见、听见、认同。”
乔彤轻轻握了握拳，忍不住看向一旁的任夏。她能预感到接下来的话会指向什么。
“走出去，就会遇到墙。”张一谋的声音提高了一些，“语言的墙，文化的墙，价值观的墙。怎么办？有些人选择绕过去，有些人选择退回来。但我认为，真正的电影人应该拆墙为桥。”
“拆墙不是摧毁，是理解。理解对方的语言，理解对方的审美，理解对方的情感结构。然后，用他们能听懂的方式，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金陵十三钗》就是一次拆墙尝试，用基督教世界熟悉的救赎叙事，讲述南京大屠杀这个东方苦难。也许墙拆得不够彻底，桥建得不够稳固，但方向没错。”
“当然，拆墙的过程中，可能会伤到手，可能会走弯路。年轻的朋友们批评这些弯路，我完全理解，也愿意倾听。但我想说的是”
他的语气依然平和，但提出的问题尖锐得像刀子。
“批评之后呢？关起门来，自我封闭？自说自话？”
“中国电影不能永远待在自己的小院里。我们需要奥斯卡，需要戛纳，需要柏林，不是因为那些奖杯有多神圣，而是因为那是世界的话语场。缺席，就意味着失声！”
“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张一谋做了总结，“拆墙为桥，方向不变，方法和道路可以有不同选择。但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让中国故事被世界倾听这个大方向和总目标，绝不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