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
午后阳光斜照进研究室，在橡木长桌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戴锦华站在投影幕布前，幕布上定格着任夏视频的最后一帧——那张年轻而严肃的面孔，与黑底白字的结束语形成强烈对比。
长桌两侧坐着八名学生，有博士生也有硕士生，都是戴锦华亲自指导的研究生。
此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导师开口。
研究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墙上的书架上，数千册中英文著作沉默矗立，见证过太多这样的讨论时刻。
“看完了？”戴锦华转过身，声音平静。
学生们点头。
半个小时前，他们集体观看了任夏《金陵十三钗》批评视频的完整版。
尽管有的人已经看过这个视频，但他们没有想到，戴锦华会把它搬到课堂上来。
“什么感受？”戴锦华走向长桌，在首座坐下。
她没有打开笔记本，也没有准备讲稿，这是她与学生讨论时的一贯风格，即兴、自由、坦诚。
短暂的沉默后，坐在左侧的博士生陈舟率先开口：“很震撼。他的很多观点和我们课堂上的讨论类似，但远比我们讨论的更直接、更锋利。”
“锋利是好事吗？”戴锦华反问。
“在这个语境下，是。”陈舟推了推眼镜，“国内的影视批评已经处在一种半瘫痪的状态下几十年。任夏这种直接切中要害的批评，是一股我们等待已久的新风。”
“其他人呢？”戴锦华微微颔首，“说说你们的看法。”
另一侧的袁筠接过话头：“我认为他的批评有些绝对化了。《金陵十三钗》当然有问题，但张一谋导演在那个历史节点上做出那样的选择，有其复杂性。任夏似乎忽略了这种历史语境。”
“所以他错了吗？”戴锦华问。
“不是错，是不够辩证。”林薇斟酌着词句，“批评应该考虑到创作的现实条件。2011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很弱，《金陵十三钗》想要走出去，就不得不做一些妥协。这是现实困境，不能简单归咎于导演个人的奥斯卡焦虑症。”
戴锦华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看向其他学生：“你们呢？”
“我同意袁筠的部分观点，”博士生赵明宇说，“但我认为任夏恰恰是在挑战这种现实困境的叙事。他在视频里说：‘中国电影的根本是观众，出路在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上。我认为他这是在向电影节公开喊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妥协的方式走出去？为什么不能先站稳自己的土地？”
“有意思。”戴锦华身体微微前倾，“所以你们看到了对《金陵十三钗》具体问题的批评，也看到了对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路径的反思。除了这两点，还有吗？”
学生们交换眼神，陷入思考。
研究室再次安静下来。窗外的银杏树上，最后几片黄叶在初冬的风中摇曳。
“还有。”坐在最远处的硕士生王砚举起手来。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说。”戴锦华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王砚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三个词：批评、对话、规劝。
“任夏的视频，表层是批评，中层是对话，深层是规劝。”他转身面对众人，“他在和张一谋导演对话，用专业分析作为语言，用视频作为媒介。但这种对话的目的，不是要打倒张一谋，而是......”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准确的表达：“而是想通过这次公开的批评，规劝张一谋导演，以及所有走在这条路上的电影人——回头。”
“回头？”林薇皱眉，“回哪里？”
“回中国观众这里，回中国文化这里。”王砚的声音逐渐坚定。
“你们注意视频最后五分钟，任夏的语气变了。他从尖锐的分析者，变成了......怎么说呢，有点像谏臣。他在说：张导，您错了，但您还有机会纠正。如果您能承认这个错误，就能给整个行业树立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