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它展现了生命的壮美与守护的悲壮。但真相是，这部杰作的核心情节、人物命运甚至大量震撼的视觉画面，并非原创，而是近乎一比一复刻自一部拍摄于1998年、由真正的反盗猎英雄，刘宇军先生自费拍摄的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冰河在这里流过》。”
随着任夏的话音，左右画面的同步对比变得触目惊心：
纪录片中，刘宇军和队员们在寒风中啃着冻硬的馍馍；电影里，日泰队长（以索南达杰为原型）和队员们做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动作。
纪录片里，简陋的追悼仪式，队员们沉默地围着牺牲同伴的遗体；电影中，日泰队长的葬礼场景，从构图到氛围，几乎照搬。
纪录片中，一名队员不慎陷入流沙，同伴奋力营救却眼睁睁看着他被吞噬，镜头剧烈晃动，记录下绝望的瞬间；电影中，队员刘栋陷入流沙的著名长镜头，从挣扎到沉没的整个过程，与纪录片高度吻合，甚至镜头角度和晃动感都刻意模仿！
“这不是致敬，这是系统性抄袭！”任夏的声音在这里突然变得严肃。
“鲁川导演在多个场合声称《可可西里》的创作源于他深入可可西里数月的生活体验。”
“然而，对比刘宇军导演用生命和数年时间记录下的真实影像，鲁川所谓的体验和创作，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拿来主义。”
“他拿走了刘宇军导演用生命换来的珍贵素材，拿走了巡山队员们的血泪故事，却从未在电影正片和主要宣传中给予刘宇军导演和这部纪录片应有的署名与尊重，这是对原创者赤裸裸的掠夺和漠视！”
视频进入第二部分，任夏抛出了更震撼、更具敏感的指控。
“然而，抄袭真实事件，仅仅是《可可西里》问题的开始。鲁川导演在艺术加工过程中，进行了一项关键性的、充满恶意的篡改。”
画面切换，集中展示电影中出现的所有巡山队员形象。
“请大家注意，在整部《可可西里》电影中，这些为了守护藏羚羊、在与盗猎分子搏斗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巡山队员——他们身上有任何明确的、能表明其官方身份的制服、徽章或标识吗？没有！”
接着，画面切入刘宇军纪录片片段和一些当时的历史照片资料。
清晰可见，真实的巡山队员西部工委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身上穿着的是带有明显“中国”字样臂章、肩章或胸章的制式军大衣或制服！他们使用的车辆上，也印有明确的单位名称。
“这才是历史的真实！”任夏的声音如同重锤，“可可西里反盗猎斗争从来不是一群无组织的民间散兵游勇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
“它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由官方机构西部工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悲壮的执法行动！索南达杰是工委负责人，刘宇军是保护站站长，他们是拿着国家工资、肩负国家使命的公职人员！”
“但是，在鲁川的《可可西里》里，”镜头回到电影画面，那些衣衫褴褛、装备简陋、面目模糊的队员，像一群自发的野路子，“所有明确的官方身份标识被刻意抹除得一干二净！”
“巡山队被描绘成一伙没有正式身份、没有明确上级、孤立无援、自生自灭的民间组织。他们经费靠变卖缴获的皮子，装备靠自我筹集，牺牲了也仿佛无人问津。”任夏停顿了一下，语气冰冷到了极点：
“这种刻意的、全方位的‘去官方化’处理，用意何在？是为了制造悲情？不！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它无形中剥离了国家力量在可可西里反盗猎这场艰苦卓绝斗争中的存在和付出，刻意营造出一种‘官方缺位、民间悲歌’的虚假叙事！”
“它在潜移默化中向观众传递一个危险的暗示：保护藏羚羊、对抗盗猎，是民间英雄的孤军奋战，与体制无关，甚至暗示体制是冷漠的旁观者！”
“这是对当年以索南达杰为代表的、牺牲在岗位上的西部工委英雄们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极大污蔑，是一种服务于特定叙事目的、别有用心的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