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上一支“卡兹别克”，深深的吸一口，辛辣的烟味呛的我禁不住咳嗽两声。粗制滥造且不带过滤嘴的“卡兹别克”用的是阿斯莫洛夫烟草，对于抽惯了烤烟的我来说，抽这东西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不过我不会嫌弃它的，毕竟相比起那种味道跟朽木一般的马合烟草比起来，这种烟抽着还算柔和的。最重要的是，以我的级别，一个月只有两包“卡兹别克”的供应量，在互助社里，一包这东西就能换到一俄镑鲜肉。
重新迈开步子，我朝团结工人大桥的方向走，厚重的毡皮靴踩在半尺深的积雪里，发出嘎吱嘎吱的轻响，这让我禁不住联想到了团市委值班室的那张破床。原来的团市委第一书记阿纳托利?弗拉索维奇，总是偷偷摸摸跟宣传办的记录员法伊娜?亚科列夫娜在那张床上搞事情，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曾经给团市委的人们带来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两个月前，阿纳托利?弗拉索维奇已经成为了过去，他被人检举参与了以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费多西?费奥多托维奇为首的“反工人阶级集团”，随后，依照刑法第54条第14款的规定，被判处死刑。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阿纳托利也是一个三人审判小组中的成员，和我现在的工作一样，他是被内务部的jing察从审判场上直接带走的。
阿纳托利死后的团市委，成为内务部明斯克局、明斯克国家安全总局调查的重点单位，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团市委所有头头脑脑都被一扫而空。风sao的法伊娜在家中上吊自杀，“以她的死对苏维埃革命政权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攻击，”为此，她的父母、妹妹被所在单位开除，社区配给委员会断停了对她们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配给。
很幸运，我从那场涤荡了整个市团委的风chao中存活了下来，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的背景很清白，根正苗红，我的父母都是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而且当年牺牲的时候，所在部队正是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军。那可是斯大林同志亲自下令组建的部队，是他老人家的嫡系，过去两年，多少将军、元帅都被枪毙了？可看看出自第一骑兵军的那些人，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格、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这些人不都活的好好的？所以说，斯大林同志的嫡系部队里，绝对不会也绝对不能出现敌人，而作为骑一军烈士的后人，我这个无官无职的红二代，自然也是可靠、可信的。
冰封覆血的斯维斯洛奇河像一条白se的蛆虫一般趴在城市的夹缝里，十几个不知烦恼为何物的孩子，在冰面上追逐嬉戏。过了横亘在大河上的团结工人大桥，对面有一片建筑了一半的施工工地，那是正在修建中的市委大楼。
每次看到这个夏天即能建成的大楼，我的心里就感觉很好笑，很明显，只要历史不发生改变，再过两年，德国人的装甲铁骑就会踏破这个城市，之后，延续近四年的战争，将把这个城市彻底摧毁，瓦解成一片废墟。这栋jing心设计的大楼，估计最大的作用就是给这片废墟添点废料罢了。
在过桥后的第二路口左拐，踏上巴甫洛夫大街，再顺着街道一直向东，过两个路口，就是所谓的工人一号新村了，我的住所就在这里，一栋帝俄时期修建的三层小楼。跌宕的岁月已经将这栋建筑摧残的不成样子，我甚至担心大声打个喷嚏，是不是会把它摧垮。
想到晚饭还没有吃，兜里又有助人为乐得来的十张配给券，我没有直接回住所的破楼，而是转了一圈，去了临近的社区配给站。
呵呵，配给站，在我眼里，所谓的配给站就是只配让人骂它没有小“**”的站，偌大一个仓库里，东西只有那么几样，负责分发物品的肥大妈还跟上帝似得。对拿着几卢布配给券过来的人，她报以厌弃的目光，对拿着几百卢布配给券过来的人，她报以憎恶的目光，总之就是没个能入她眼的活人。孙子，别落我手里，不然审都不审，直接就她判个死刑，还得分五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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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镑食用糖、一打鸡蛋、一俄镑鲜牛肉、一俄镑烤肠外加一听鱼子酱，真奢侈啊，不过老子有钱……不，是老子有票，随你怎么羡慕嫉妒恨。嗯，香烟也要来几包，不抽他nainai的“卡兹别克”了，直接换“勋章”，咱现在吸烟的待遇上自己实现干部化。
所有东西都用一个牛皮纸袋子装起来，抱在怀里，雄赳赳气昂昂的出门——一票在手，天下我有，爱咋地咋地。
从配给站出来，我抱着东西正想来个苏联式的过马路，横下里突然伸过来一只干枯的爪子，一把揪住我的大衣袖子。
我怀里抱着东西，箍住纸袋的右手里还拿着刚才换回来的一些小额配给券，这只突然伸过来的手，不是想要抢劫吧？这年头在大街上抢劫，难道不要命了吗？
停下脚步，我扭头看了一眼，赫然发现这只爪子的主人竟然是一个身上裹着破毡布的枯瘦老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