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的2月，很多大事件都集在这个月发生。
这个月里，冬奥会在德国开幕，小胡子致开幕词。而这个月里俄国著名的医学家巴甫洛夫去世。此外就是著名的兵变。
在二月初时，一架运送苏联专家的飞机，在从延安返回时，顺路把王稼祥也拉到了莫斯科。
此次北上，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向斯大林就报告目前中国革命的具体状况，以及未来一年的红军的战略方向。
第二个任务，却是“接人”的。
从去年八月底开始，来自中国的“留苏派”，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外，大部分人都遭受了审查和冲击，所有被怀疑是“王明分子”的人，事后都被斯大林先送去西伯利亚收土豆，收完土豆后，再送到各地的矿井里挖煤挖矿，美其名曰：治疗身上的小布尔乔亚病。
在给了这群人“强迫式下基层，接受工农再教育”了半年后，斯大林也觉得再养着这帮人纯是浪费粮食，于是通知中共这边派人过来领人。
在这半年里，曾经风光一时的王明分子都在挖煤种土豆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人幸运地逃过一劫。
比如把重要的情报带到莫斯科的甫化人，以“揭露王明反革命集团”的“功臣”的身份没有受到冲击――但实际上，甫化人在知道自己递给斯大林的文件，居然是如此吓人的内容后，当时也是惊得差点晕过去。
过去几年里，没事就被王明拉出来的折腾批斗的“李明”(立三)同志。王明对他的迫害，时不时就把他从莫斯科大学里挂起来斗的作法，反而让他幸运地避过了斯大林同志“慈父”的铁拳。而王明倒台后，李明倒是被提前释放了。（历史上他要到1939年才因为伍豪到来获释）
斯大林看着中国地图上涂成红色的部分，那代表着红军现在的实际控制区。如今地图上的这个区域，其面积已经比法国、德国都要大了。
他叹息道：“看样子你们真的很缺干部！”
王稼祥用俄语回答道：
“我们缺少大量的基层干部。”
“李润石打算让这些小布尔乔亚都下基层去吗？”
“是的，我们不会再犯从前的错误了。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已经犯过无数类似的错误，受到足够多的教训了。”
“可是他们受过的教训.......”
斯大林停了下来，摇了摇头。
“愚蠢又觉得自己很能干，而且还拼命地想表现的人，其实才是最可怕的。”
王稼祥垂下头：“您说得没错，斯大林同志。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人......所以这次，他们回去后，会全部从最底层做起。”
斯大林摆了摆手，拿起笔来，在面前的一份释放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既然这是你们的决定，那我答应你们，本来我还想把他们再多教育半年的。”
随着斯大林签下名字，一堆人的苦难暂时结束了。
不久之后，王稼祥就见到了从各地的矿洞里被释放的中山大学里的“留苏派”学员。
他们约有二百人。
王稼祥带着甫化人和李立三前去迎接他们。这群人被斯大林折腾了近半年，一部分人精气神全失，垂头丧头的模样象刑满释放的犯人，但有一部分人，却还顽固地保持着桀骜的个性，而这一切，都让王稼祥看在眼里。
和半年前相比，这群人共同的特点，却是手心手指上多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皮肤粗糙，也不再是四体不勤，有点“工农”的模样了。
“这对他们来说，这或许是件好事吧。”
王稼祥正想说什么，跟着他一起过来领人领的斯大林的代表谢洛夫先站了出来，然后开始讲话。
确切地说，他是在给这群人为这段时间所受苦难的一个“总结”。
“过去年五个月里，斯大林同志把你们送进农场，送入矿山，送进工厂，并不是因为你们是王明分子！而是因为你们全体都是愚蠢、自大、懦弱无知却又自以为是的“小布尔乔亚”分子，你们全部都是把革命当成是很时髦运动的浪漫主义投机分子！。你们其实什么都不懂，却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自以为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过学，读过马列，镀过金，听过斯大林同志的教诲，打心眼里就看不起那些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从最基层一点一点奋斗出来的革命战士！”
“斯大林同志是这么评价你们的：回到中国后，你们这些其实什么都没学会的蠢货，会打着斯大林同志的旗号，象你们的前辈，王明叛徒集团，还有从前在上海远距离胡乱指挥的废物一般，继续你们丑陋的表演！”
当谢洛夫恶狠狠地说出这些话时，尤其是他提到“上海”一词时，连王稼祥的脸色都变得不好看起来。谢洛夫突然站出来讲话，当然是斯大林的意思，实际上他就是在转述斯大林的话。
“过去的几年，为什么从莫斯科回去的留苏干部越多，中国革命就越糟糕？原因就是你们这群只学了一点理论，只会背书，都从来没有下过地，进过工厂，钻过矿洞的小布尔乔亚废物，对中国革命插手得太多了！你们对中国下层工人和农民一无所知，却愚蠢地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过去半年，斯大林同志是在帮你们，给你们这群无知自大的废物补课......”
一个月后，由谢洛夫转述的，极度羞辱“留苏派”的讲话，被印刷出来，放到了红军高层的面前。
之所以过了这么久，是因为斯大林在把这群人送回中国的过程，也非常地“粗暴”。
他没有给他们派飞机直飞中国，而是让这群人坐火车进入蒙古，然后在那里和一大群从东北暂时撤入苏联的“抗联”的同志会合。
1935年的最后几个月，随着中国革命的形式急剧好转，斯大林对东北抗联的态度，也变得“更积极”起来。在中央红军的要求下，部分靠近中苏边境的抗联人员，在十二月后撤入苏联“过冬”和接受整训，其总人数达到千人。
这群人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冬训后，并没有马上返回东北，而是按中央红军的要求，从外蒙古进入内蒙，穿过阴山山脉，然后通过刚刚解放的巴彦淖尔返回延安报道。
这一千多人的抗联战士，其领导人是周保中，他们进入苏联时基本是两手空空。他们和这群“象犯人一般被押到外蒙古”的留苏派们一起，从蒙古苏红图出发南行。
出发时，每个抗联战士的肩上都背着三把新发下的莫辛那甘步枪，而每个“留苏派”的天子之骄子们，也被勒令背负一把步枪一起跟随行军――不过他们背的并不是常规的莫辛那甘步枪，而是刚刚生产出来的，毫米的反坦克枪。
这款黄克提供了设计图纸的毫米的反坦克枪，因为一开始就有完整的设计图，苏联方面按照图纸很快就制出成品，加上其所用的零件大都是现成的，几乎不要新制，一个月的时间就造了近三百把。因为斯大林要求能“连续射击”，该枪准备的是很奇特的三连发的弹仓设计。
制造出来后，苏联军工部门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实弹射击测试。测试时发现，其在400离上，能击穿15厚的装甲，（初速为860s，此枪真实原型为沙洛霍夫反坦克枪）。150距离上打击装甲板，4发倾斜射击，只留下平均13深的坑，另外4发垂直射击，则击穿了30毫米装甲板。而在200对厚度为15装甲板以30°角射击，结果十分不理想，射击13发弹只有4发击穿，另有9发留下13凹坑。
军工部门对结果的最终评价是：刚好够击穿红军和各国现役的主力坦克的装甲。
该枪加上反制退装置，全重公斤，去掉枪栓后，加上子弹，共二十公斤，全让这帮人背着行军，这是斯大林故意安排的。
红军即将在山西发动攻击的计划，斯大林已经通过王稼祥知晓。而斯大林在得知常凯申已经将大量的坦克也运到河北一带后，在援助反坦克武器方面，自然也加大了力度。在他的关注下，反坦克枪很快就大批量地制造出来，并在第一时间送到中国试用。
当时他大笔一挥，第一批生产出来的243把反坦克步枪全部被送到中国来，比最初索要的一百把还要多。有趣的是，其中3把，是最初先造出来用于测试反后座效果的五把枪中的三柄，全是最原始的单打一设计，其是作为“添头”附带的，由这群正要回国的抗联战士押运，一大批“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精英”们背负，以步行的方式走了十余天，行了三百多公里路，直至中蒙边境。
起初领头的周保中从苏联人这里，还以为这群人全是“要改造的坏分子”。直到中蒙边境遇上接应的红军后，方才知道这群人全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让他们背这么重的枪走这么远的路，是要给他们“治病”。
在中蒙边境上，这时早有嘎斯汽车运来了另外一大批军火弹药在那儿等待。而边境线的另一边，却有大批的骡马骆驼队在等待，正是彭雪枫的骑一师护送的运输队。
拿下了巴彦卓尔后，红军确实打通了和苏联的陆上交通线――只是这条道路的运输效率很差，尤其是内蒙这一段路，现在暂时还只能通过骡马骆驼队伍运输。
靠着缴获的马家军骆驼队，以附近蒙古部落的相助，他们是来边境线接收苏联援助的第二批军火：三千杆莫辛那甘步枪，两百余枝毫米反坦克枪，十门轻型山炮，五百万发莫辛那甘子弹，两千发炮弹。
在路上又走了三天后，在阴山山脉北面，骑一师与红一军的接应部队会合，又过了四天顺利到达巴彦淖尔。
穿越阴山山脉时，有部分接应的红军和少量的抗联战士留了下来，开始在山脉里建设山间的游击活动基地。
常秃子以为红军很想要绥远，但整片黄河以北绥远地区，李润石看中的只有两处，一是巴彦淖尔，其次却是恰恰是这段漫长的，却常被人忽视的“阴山山脉”。
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河北省最北部。西端以低山没入阿拉善高原；东端止于多伦以西的滦河上游谷地，长约1000公里；南界在河套平原北侧的大断层崖和大同、阳高、张家口一带盆地。
黄河的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就是受阴山山脉保护，方才不受蒙古风沙的影响。
历史上，因为没有获得以黄河以北的“支点”，抗战时期，红军在黄河以北的绥远地区，唯一能开辟的根据地，就是大青山根据地。但是那里受四面八方的日伪军强烈的压制，虽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但是一直无法壮大。
如今历史不同了。
拿下了巴彦淖尔之后，红军就准备将整个阴山山脉，按照历史上“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标准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