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方律师团的调查之路，走得异常艰难，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暗中处处阻挠。
他们首先想到了井上小百合声称求救过的便利店，调取当晚的监控录像，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可店方却无奈地表示，那天的录像资料，被“误操作”覆盖了，什么都没留下。线索，就此中断。
接着，他们把目光投向案发的中央公园。
井上小百合曾供述，当晚公园里的小亭子正在维修，外面贴着禁止进入的胶带，所以才会在草坪上被侵犯。
公园管理处的记录显示，9月 16日小亭子确实在维修，可律师们查到胶带的贴出日期时，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胶带是 9月 14日才贴上去的。
也就是说，如果案发时间真的是 9月 9日，小亭子根本没有禁止进入的警示，井上小百合的证词，根本站不住脚。
更让辩方愤怒的是，检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示过任何直接物证——既没有受害人被弄脏撕破的衣服，也没有验伤报告。
没有这些证据，辩方连最基本的鉴定都无法进行，更别说反驳检方的指控。他们多次向检方索要，得到的却只有一次次的推诿和拖延。
而检方手里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份在威逼利诱下签下的认罪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十名少年的认罪书里，写的作案时间全都是 9月 16日，对 9月 9日只字未提。
如果案件真的发生在 9月 9日，认罪书里怎么可能没有丝毫提及？显然，这是警方强迫孩子们，按照井上小百合最初的谎言编造的。
2002年 10月 10日，第四次庭审。
检方试图让那名和井上小百合约会的 19岁男子出庭作证，想让他否认约会的事实，以此洗白井上小百合。
可没想到，男子站在证人席上，眼神躲闪，对之前交代得清清楚楚的约会细节，竟忘得一干二净。
事后大家才知道，这名男子在第二次开庭后，受到了检察院和警方的多重恐吓，为了自保，只能选择配合检方说谎。
10月 15日，被羁押了整整九个月的川井佑二、盛余桂枝等四名高二学生，终于被准许假释出狱。可走出少年院的那一刻，他们却发现，世界早已不是他们熟悉的模样。
学校拒绝让他们复学，说他们“玷污了校园的名声”；邻居们投来异样的目光，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在他们心上；曾经的朋友，也纷纷避之唯恐不及。
他们被迫退学，有的去工地搬砖，有的去餐厅洗盘子，年少的梦想，碎得连渣都不剩。
但他们和家人，从未放弃寻找真相。
平田健二拼命回忆，终于想起 9月 9日那晚，他在朋友家吃咖喱饭，朋友的母亲还能作证；盛余桂枝翻出了家里的消费小票，那天是他母亲的生日，一家人在烤肉店庆祝到深夜；户内聪太的邻居也站出来，说当晚看到他在院子里练习打沙袋，练得汗流浃背。
辩方律师团还查到了天气记录——9月 9日当晚，静冈县遭遇台风袭击，狂风裹挟着暴雨肆虐，降雨量突破了当月极值，风速更是达到了每小时六十公里。
这样的天气，别说在草坪上作案，连出门都困难。可井上小百合的证词里，对当晚的天气却含糊其辞，只字未提台风和暴雨，这与事实严重相悖。
再次开庭时，辩方律师团将这些新证据一一呈上，每一份都掷地有声。
检方试图反驳，可那些牵强的理由，在铁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语气也远没有之前那般强硬。
随着案件细节不断曝光，舆论的天平彻底倒向了被告。
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民众们纷纷发声，指责检方和警方的失职，要求彻查案件，还十名少年一个公道。
“他们还是孩子啊！”“不能让谎言毁掉人的一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法庭不得不重新审视这起案件。
经过漫长的审议，当法官再次敲响法槌，说出“撤销对十名少年的所有指控，当庭宣判无罪”时，被告席上的少年们再也忍不住，抱着身边的父母失声痛哭。
那些被羁押的日日夜夜，那些被质疑的目光，那些破碎的青春，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迟来的昭雪。
可这场冤案带来的影响，却远没有结束。
它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岛国的社会心态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年轻男性开始对婚恋充满恐惧，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类似的诬告陷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食草族”，对性生活、男女感情失去欲望，不再主动追求爱情和婚姻。
他们对工作和社交也变得消极，整个社会的活力，都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一场由谎言引发的司法闹剧，不仅改写了十名少年的人生，更在一代人的心里，埋下了对信任和公正的怀疑。
而这份怀疑，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消解，也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消解，所以社会最终变成了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嗯，我说的只是岛国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