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红梅对面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穿着深灰色的棉袄。
那眼睛跟牛红梅长得像，杏眼，眼尾微微上挑，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个美人。妇女旁边坐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十六七岁的样子，瘦瘦的，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鸡窝，脸上还有青春痘，红红的，一颗一颗的，看着就痒。
杨春光也坐在桌前，靠门口的位置，面前放着一个搪瓷杯子，杯子里泡着茶，茶叶在热水里沉沉浮浮的，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了，手指头在杯壁上轻轻地敲着。
“妈，您说的那个矿，真能赚那么多钱？”牛红梅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带着一点笑意，又带着一点疑惑，像是在听一个不太靠谱的故事。
“你叔说的，能有假？”那个中年妇女——牛红梅的妈妈——往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神秘的、郑重其事的语气，“他跟人家合伙，承包一个矿，听说那边的矿好得很，挖出来就是钱。前期需要投点钱，不多，三千块就够了。半年就能回本，一年翻一番。”
她一边说一边掰着手指头，手指头粗粗短短的，指甲剪得很短，指尖有一层薄薄的茧，是常年干活磨出来的。
“三千块——”牛红梅沉吟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画着圈，嘴角还是带着笑的，“没问题，钱本来就是你留给我的。”
她这话说得轻描淡写的，但这话一出来，坐在旁边的杨春光，脸上的表情就不对了。
他的脸一下子沉了下去，像是有人在他头顶上泼了一盆冷水，从额头一直阴到下巴。
他端杯子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杯底碰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嗒”。
他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椅子腿蹭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吱嘎”一声，把屋里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春光，你干什么去？”牛红梅抬起头看着他，脸上带着惊愕。
“我出门透透气。”杨春光的声音冷冷的，硬硬的，像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肉，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他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步子又快又大。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好跟张巡碰了个对脸。
杨春光抬起头，看见是张巡，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从阴沉变成僵硬，又从僵硬变成一种勉强挤出来的礼貌。
他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声音太小，张巡没听清，大概是“来了”或者“过年好”之类的话。
然后他就侧身从张巡身边过去了，棉袄的袖子蹭了一下张巡的大衣，头也没回，径直穿过院子，出了大门。
屋里的几个人也看见了门口的张巡。
牛红梅第一个站起来，脸上的惊愕还没完全退下去，又添了几分惊讶，嘴巴微微张开，眼睛瞪大了一圈：“张巡？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正好有时间，带我姐来看看房子。”张巡笑着走进来，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两封点心一兜苹果，把桌子占了一小块，“大过年的上门，也不好空着手，一点心意，拜个年。”
“哎呀，来就来嘛，还拿什么东西！”牛红梅赶紧迎上来，脸上的笑容重新绽开了，伸手接过那兜苹果，在手里掂了掂，“这么多东西，太客气了。”
牛红梅的妈妈也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的表情从刚才的尴尬换成了客气，她微微点了点头，嘴角扯出一个笑，但笑得不深，大概还在想刚才杨春光甩脸子的事。
牛红梅把苹果放到旁边的柜子上，转过身来，目光越过张巡，落在他身后的刘东花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眼——枣红色的棉袄，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脸上化着淡妆，气质文雅，一看就不是普通妇女。
“这就是你那个姐姐吧？”牛红梅笑着问，声音比刚才脆了一些，带着一种生意人特有的热乎劲儿。
“对，”张巡侧身让了让，把刘东花让到前面来，“我姐，刘东花，油泵厂的广播员。”
“你好，牛红梅同志。”刘东花也打招呼。
而她的目光也一直在牛红梅的身上打转，这牛红梅长得也太漂亮了，文文静静给人一种柔柔弱弱的感觉，看着别说男人了，连女人都会心动。
“哎呀，怪不得这么有气质！”牛红梅眼睛一亮，伸手拉住刘东花的手，在她手背上拍了拍，“广播员的声音就是不一样，听着就舒服，然后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也别这么客气，直接叫我红梅就行了。”
刘东花被她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微微低下头，嘴角翘着，声音柔柔的：“那你叫东花姐就行，之前就听张巡提起过，没想到妹妹竟然长得这么漂亮。”
“东花姐长得也很漂亮呀。”牛红梅虽然看着文文静静，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但是性格却截然相反，可能是没怎么上过学的缘故，做事大大咧咧，对于刘东花的夸奖照单全收，也没有什么谦虚的意思。
“行了，你们先忙着，我们去后面看看房子，不打扰你们过年了。”
又寒暄了几句，张巡带着刘东花出了正屋，穿过院子，顺着夹道，往后面的月亮门走去。
张巡打开门，侧身让刘东花先进去，然后跟在她后面，把门带上了。
院子不大，三十来平米，四四方方的，青砖墁地，缝隙里扫得干干净净，一根枯草都没有。
正房三间，坐北朝南，窗户是新换的钢窗，玻璃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窗帘是浅蓝色的，拉着，看不见里面。
偏房两间，在东边，一间做了厨房，一间做了杂物间。厨房门口放着一个煤炉子，炉子是新买的，铸铁的，乌黑发亮。
张巡推开正房的门，让刘东花先进。
刘东花站在门口，没动。
她的眼睛慢慢瞪大了，嘴巴微微张开，整个人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槛外面，目光在屋子里扫来扫去，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又从右到左，像是在看一个不真实的梦。
屋子比她想象的好太多了。
三间正房，每一间都有20多平米，宽敞得能跑马。
地面铺着浅色的瓷砖，干干净净的，能照见人影。
天花板吊了顶，嵌着几盏吸顶灯，灯罩是磨砂玻璃的，光线柔和，不刺眼。
墙角放着一台21寸的大彩电，外壳是深棕色的，屏幕占了整台电视机的一大半，上面的保护膜还没撕掉，在灯光下泛着蓝色的光。
彩电旁边是一台冰箱，雪花牌的，淡绿色的，绝对是紧俏货。
头顶上吊着一台吊扇，扇叶宽大厚实。
吊扇下面是一张八仙桌，深棕色的，桌面光滑如镜，四把椅子配齐了，椅子背上雕着简单的花纹，不是什么名贵木材，但做工扎实，看着就耐用。
靠墙立着一个大衣柜，三门的那种，上面镶着镜子，镜子擦得锃亮，能把人影照得清清楚楚。
衣柜旁边是五斗橱，五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镶着一个黄铜的拉手，拉手擦得锃亮，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五斗橱上摆着一台收音机，外壳是深红色的，调频的旋钮是白色的，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最让她吃惊的是东屋那张床。
那是一张流行的防震床，铁架子焊的，床头是波浪形的，涂着浅蓝色的漆，漆面光滑，摸上去凉凉的。床上面铺着席梦思床垫，厚厚的，软软的，用白色的床单包着，床单是纯棉的，上面印着浅蓝色的小碎花。
被褥都是崭新的，被子是丝绵的，轻飘飘的，但很暖和，叠得整整齐齐的，像豆腐块，被面上绣着一对鸳鸯，红色的，绿尾巴的，在碧波里游着，活灵活现的。枕头是一对，一高一低，枕套上绣着并蒂莲。
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写字台，深棕色的，台面宽大，上面铺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风景画，有西湖的，有桂林的。
写字台上摆着一盏台灯，是那种绿色的玻璃灯罩的老式台灯，黄铜的底座，沉甸甸的，灯罩上描着金色的花纹。
写字台对面是一个梳妆台，带镜子的那种，镜子是椭圆形的，镶着木框，木框上雕着简单的花纹。
梳妆台上摆着一套化妆品——一瓶雪花膏、一盒面霜、一支口红、一盒粉饼，都是魔都货，牌子是“友谊”和“百雀羚”的，在这个年代算是好东西了。
旁边还有一把梳子和一面小圆镜，梳子是牛角梳，棕色的，齿很密，小圆镜的背面印着一个穿旗袍的美女，烫着卷发，笑容妩媚。
张巡打开衣柜的门，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几床被褥，还有几套没拆封的床单被套，叠得方方正正的，摞在柜子最下面一层。
上面一层挂着几个衣架，衣架上套着防尘罩，防尘罩是透明的塑料布，能看见里面空空荡荡的，等着主人把自己的衣服挂进来。他又打开五斗橱的抽屉，一个一个地拉开——第一个抽屉里放着针线盒、剪刀、顶针、几卷线，第二个抽屉里放着几双新袜子、几条新手绢，第三个抽屉空着，第四个抽屉空着，第五个抽屉也空着。每一个抽屉都擦得干干净净的，一点灰都没有。
墙角放着一个脸盆架，铁架子，漆成白色，上面架着一个搪瓷脸盆。
刘东花推开西屋的门，往里看了一眼——那是给她女儿小霞准备的房间。
这个房间布置得一样用心。
墙刷得雪白，窗帘是粉色的，上面印着白色的小花，风一吹，窗帘飘起来，像蝴蝶的翅膀。
床是一张单人床，铁架子焊的，漆成白色，床头是弧形的，线条流畅。床上铺着粉色的床单，被褥也是粉色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枕头旁边放着一个布娃娃，娃娃穿着粉色的裙子，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是那种商店里卖的最好的洋娃娃，小霞念叨了好久的。
靠窗放着一张写字台，浅黄色的，台面上铺着一块粉色的小桌布。
写字台上摆着一台录音机，双卡的，银色的外壳，上面有几个旋钮和按键，大大小小的，花花绿绿的。录音机旁边摞着几盒磁带，有邓丽君的，有张蔷的，还有一盒是“荷东”的士高，封面花花绿绿的，上面印着几个穿紧身衣的洋人，摆着夸张的姿势。
写字台旁边是一个小书架，三层的，上面摆着几本书——几本课本，几本辅导书，还有几本小说。
书架最上面一层放着一个存钱罐，是一只粉色的小猪，肚子圆鼓鼓的。
她回到正房，在屋里又转了一圈，摸了摸冰箱，开了开彩电，按了按席梦思，拧了拧吊扇的开关。
每一个动作都很轻，像是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手指尖在每一个表面上滑过，感受着那些光滑的、冰凉的、温暖的触感。
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有惊喜，有感动，有一种“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的踏实，还有一种“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梦”的不真实。
她站在屋子中间，慢慢转了一个圈，目光从彩电移到冰箱，从冰箱移到洗衣机，从洗衣机移到席梦思，从席梦思移到梳妆台，从梳妆台移到写字台，最后落在一直跟着她的张巡脸上。
她的眼睛亮亮的，水汪汪的，像是有一层薄薄的水膜覆在眼球上。
“这里……”她的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嗓子，又试了一次，声音还是有点发飘，“这里太好了。”
她走到张巡面前，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指尖凉凉的，但手心是热的，握得很紧，像是怕一松手，这一切就会消失。
“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她低下头，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是在跟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