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张巡说。
何文远没有动。她坐在副驾驶上，抱着盒子，低着头，嘴唇抿了又抿，像是在犹豫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张巡，脸红红的，眼睛亮亮的，嘴唇微微张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那……那我走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依依不舍的尾音，像是在跟他告别，又像是在跟自己确认。
“嗯。”张巡点了点头，“想找我就给我打个传呼，我把号码给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传呼机，翻过背面，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一串数字。
何文远接过来，看了一眼，把那串数字默念了两遍，记在心里，又把传呼机还给他。
“记住了？”张巡问。
“记住了。”何文远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把那串数字写下来，写得端端正正的，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字一样认真。
张巡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数了二十张，递给她。
“拿着。”
何文远低头一看，两百块。
她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下，赶紧摇头，把两只手背到身后去，像是怕他硬塞给她似的。
“不要不要，你已经给我买了鞋和长笛了，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不要，有钱给我打传呼吗？”张巡把钱塞到她手里，把她的手指头掰开，把那一叠大团结按在她的掌心里。
何文远的手指头蜷了蜷，掌心里那一叠钞票的触感硬硬的，带着他手心的温度。
“过段时间我来找你，”张巡说，“下次听你吹长笛。”
何文远的脸又红了一下，点了点头，把那两张钞票小心地折好，塞进口袋里，又拍了拍，确认不会掉出来。
“好。”她说，声音小小的，但语气很认真，“我一定好好练。”
张巡看着她，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她拿着那支银光闪闪的长笛，手指在按键上跳跃，嘴唇贴着吹口，气息从笛管里流淌出来，变成一串串清脆悦耳的音符。她的嘴唇那么软，那么薄，气息那么稳，那么匀……
如果让她吹别的“长笛”呢？
那种技巧，那种气息的控制，那种嘴唇和手指的配合……如果用在别的地方，一定是炉火纯青的吧？
他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把这个念头压下去，没有让它浮到脸上来。
何文远推开车门，冷风“呼”地灌进来，激得她打了个哆嗦。
她抱着盒子下了车，站在巷口，转过身来，弯下腰，对着车窗里的张巡挥了挥手。
“巡哥再见！”
“再见。”
何文远转身往巷子里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脸红红的，嘴角翘得高高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她穿着一件空荡荡的蓝色大衣，抱着一只深蓝色的盒子，走在昏暗的巷子里，背影瘦瘦小小的，像一只在风中摇曳的芦苇。
张巡没有马上走，看着她走远。
走到巷子中段的时候，从旁边的胡同口出来一个人。
是个年轻女人，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着一条枣红色的围巾，围巾把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眼睛。
她站在胡同口，像是在等人，看见何文远走过来，往前迎了两步。
两个人站住了，面对面地说着什么。隔得太远，张巡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只能看见两个人的轮廓在昏暗的路灯下交叠在一起。
那个女人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整张脸。
不算特别惊艳的那种漂亮，但是很耐看。
鹅蛋脸，皮肤白净，五官端正，眉眼间有一种温柔的气息，不是那种刻意的、做作的温柔，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天生的柔和，像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千百遍的鹅卵石，圆润，光滑，没有棱角。
整个人充满了妻感。
没有一个曹门中人不答应。
她站在那里，微微侧着头听何文远说话，嘴角挂着一个浅浅的笑，一只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另一只手搭在何文远的胳膊上，姿态自然而亲密。
张巡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几秒，又移到她的肚子上。
怀孕了。
月份不大，五六个月的样子，肚子只是微微鼓起来，大衣的扣子只扣了下面两颗，上面那颗没扣，留出空间来。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那个女人应该是何文远的姐姐。
那个本该难产去世的女人。
那个大冤种——本该失去的妻子。
腊月二十七，张巡回了油嘴油泵厂。
一进厂门，就觉出跟平时不一样了。
机器的轰鸣声稀疏了不少，往常那种铺天盖地的、震得人脑仁疼的“哐当哐当”声，如今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台还在转，像一头年迈的老牛，喘着粗气，有一下没一下地干着活。
车间里的灯关了大半，只剩下几盏日光灯还亮着，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光线昏暗，照得那些车床、铣床的轮廓模模糊糊的，像一排蹲在黑暗里的巨兽。
厂门口倒是热闹。
保安科的几个小伙子正踩着梯子挂红灯笼，一个扶着梯子，一个往上递，底下还站着几个指挥的——“左边左边，高一点，高了高了，往下放放！”大红灯笼是绸子面的，底下缀着金黄色的流苏，风一吹，晃晃悠悠的，喜气洋洋的。
门卫室的门框上已经贴好了对联，红纸黑字，墨迹还没干透，在冷风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上联是“安全生产年年好”，下联是“团结奋进步步高”，横批“春满人间”。
宣传科的人也没闲着。几个年轻干事拿着一摞红纸标语，在厂区的墙上、电线杆上、宣传栏上到处贴。
“欢度春节”“恭喜发财”“年年有余”——字体各异，有的是楷书，有的是行书，还有一张是美术字，描了金边，在灰扑扑的水泥墙上格外扎眼。
宣传栏里的内容也换了，原来的“大干快上争创先进”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恭贺新禧”四个大字，底下是一幅剪纸画，一只胖乎乎的兔子抱着一串葡萄，旁边写着“兔年大吉”。
各个车间都在打扫卫生。
马上就要过年放假了，大家的心思都不在工作上了。有人凑在一起聊过年的事，你家买了多少肉，他家分了什么年货，谁家的孩子考了第一名，谁家的闺女找了对象，叽叽喳喳的，比干活的时候还热闹。
有几个人干脆坐在车间的角落里打扑克，吆五喝六的，“炸弹”“顺子”“王炸”，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也没人管。
老职工们更是肆无忌惮，签个到就走人了，反正马上放假了，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张巡昨天买年货回家碰到张母，就是这个原因。
她马上就要退休的人了，更是没什么忌惮，上班就是走个过场，点个卯就溜了，正好撞上他大包小包地往回拎。
他先去后勤领年货。
“十斤面，一桶豆油。”后勤老王在工作证上盖了个章，递还给他，“签个字。”
张巡签了字，拎着面和油出了后勤科。
布袋不重，油桶也不重，但两样东西一起拎着，还是有点沉甸甸的。
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厂里领年货了——虽然手续还没办完，但过了今天，他跟这个厂的关系，就只剩下“停薪留职”这四个字了。
他拎着东西往人事科走，步子不快不慢的。
路过一车间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车间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年轻人在擦机器，用棉纱蘸着机油，一点一点地擦，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那台他开了一年多的车床安安静静地蹲在角落里，手柄上缠着一圈防滑的布条，是他缠上去的，布条已经磨得起了毛球，颜色也变了，从原来的白色变成了灰扑扑的。他看了两秒，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
人事科的门开着，里面的几个人也在聚集着聊天，时不时笑得前仰后合。
张巡在门口站了一下，敲了敲门框。
“小张来了？快进来。”接待他的就是刘姨。
张巡进去之后先从口袋里掏出一些大白兔奶糖在办公室里发了一遍，最后又掏出了一大把放到了刘姨的办公桌前。
然后才在刘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是木头的，坐垫磨得发亮，一坐下去“嘎吱”响了一声。
“你小子还这么客气。”
“刘姨，手续的事——”
“知道知道。”刘姨从桌上的文件堆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几张表格，铺在桌上。
表格是那种老式的，淡黄色的纸，上面印着黑色的格子，格子里填满了字，蓝色的钢笔水，字迹工工整整的。
“停薪留职申请表，领导都签过字了。”刘姨用手指点着表格底部的签名栏——那里签着几个名字，有车间主任的，有厂长的，有劳资科的，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
签名旁边盖着红色的公章，圆圆的，鲜红鲜红的，印泥还没完全干透，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
“你看看，确认一下，没问题就盖章了。”
张巡低头看了看，一栏一栏地扫过去。姓名，张巡。性别，男。出生年月，一九六四年三月。参加工作年月，一九八三年九月。所在部门，一车间。申请事由，停薪留职，自谋职业。下面是他自己写的几行字，钢笔字，写得有些潦草，但能看清。
他看完了，抬起头，看着刘姨。
“没问题。”
刘姨没有马上盖章，而是把老花镜重新戴上，隔着镜片看着他。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目光里有一种长辈特有的关切，像是在看自己的晚辈。
“小张，我可跟你说好了，盖了章就不能反悔了。停薪留职，说白了就是给你留条后路，三年之内想回来还能回来。但你要是彻底想好了，那也行，反正你现在在外面干得也不错。”她顿了顿，手指在表格上敲了敲，“你可得想清楚。”
张巡看着她，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