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赵司令疑惑地展开那份刚刚刊印出来的《红星》时，
哈尔滨的某所高校里，几名脸上依旧带着稚涩的男生，也在拉上窗帘后，围在一起端详起那篇文章起来。
………………
《君子以类族辨物——或许，他们只是先我们一步的开拓者》
撰稿：思无邪
作为整个满洲国最具争议的一伙非典型性土匪，我对明山队的感观一直偏于负面。
或许是因为他们杀伐太盛，像极了黄巢、朱粲之流；
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某些言论实在是令人不喜，
毕竟“知识份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这句话骂的实在是太难听，难听到让我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斯文，挽起袖子狠狠揍他们两拳的程度。
而这种不喜，随着我见到了某位声名赫赫的杨先生后，就更加为甚了。
他竟然亲口告诉我，身为半个读书人，他非常喜欢树人先生的犀利文字；但作为一名管理者，他却绝不会欢迎树人先生这类人。
这让我很愤怒。
与千千万万进步青年一样，树人先生也是我的偶像，而且是能排进前三的偶像。
所以我与杨先生激烈的争辩了起来——天见可怜，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有这等勇气，与一个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当面争辩。
不过让我有些意外地是，我并没有被拉出去毙掉，
而杨先生也只是很平静地告诉我，如果肆意用文字挥洒情绪，如果嬉笑怒骂真的有用的话，那么华夏民族也不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了。
指出问题谁都会，
甚至你肯迈出双脚在田间地头转上三天，搜集到的素材足够你写成文章骂上三百六十五天还不带重复的。
然而光骂有用么？
光用文字让民众们感到愤怒有用么？
杨先生很意外地问了我几个问题：
树人先生笔下的阿Q可悲又可怜，可有人认真分析过他是如何形成这种性格的么，又有人真的思考过该如何才能一步步让那千千万万个阿Q从那种畸形的绝望中走出来么？
树人先生笔下的闰土令人叹息，祥林嫂令人厌恶，可又有几个人尝试着去理解他们的无奈，又有几个人思考过该如何才能一步步地避免他们的悲剧？
树人先生的狂人日记令人背脊发寒，然而除了愤怒“这个吃人的社会”之外，又有几个人认真思考过该如何让这个社会不吃人，并一步步付诸于实践？
我依稀记得，杨先生看向我的表情有些讥讽：用文字挑动负面情绪，除了愤怒外，什么也收获不了。
在他看来，只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将其扩大化而不提出解决的办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无异于耍流氓。
而如果所有的知识份子都这样，末了还心满意足地抹了抹眼泪，那除了把这个社会搞的更糟之外，还能起到什么用？
面对着杨先生的诘问，我一时之间竟然无言以对。
我很想说愤怒其实也是有用的，但最终我悲哀的发现，以我那单薄无比的人生阅历，在限制死了“社会治理”这一范围的情况下，竟然说不出一两条有关于纯粹愤怒的用处。
所以我只能反问杨先生，当今这个社会千疮百孔，我们这些学生固然除了表达愤怒之外什么也做不了，难道你们又能起到半点作用么？
对于这句反问，我其实很有些得意，毕竟赫赫有名的明山队无非就是群土匪而已，或许在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方他们战功彪炳，但在社会治理这一块……恕我直言，我并不认为他们会比那些祸害一方的军阀强到哪里去。
然而杨先生却只是笑了笑，然后邀请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去明山队的新领地里转一转——用他的话来说，眼见虽然未必为真，但总比吧唧着两片嘴唇空讲强的多。
所以我们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跟着杨先生在他们的新地盘里转了三天。
第一天，
我看到了他们假借着扫盲的名义，在给那些老百姓“寻根”，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胡乱找祖宗。
这让我感到了非常不适，甚至有些愤怒。
骗人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何况这严重伤害了学术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甚至就连那位被邀约而来上扫盲课的同学，在我眼中也有些面目可憎了起来。
然而杨先生却跟我说，这才是一位真正的知识份子该做的事情，那位愿意帮助他们哄骗这些村民的同学，甚至值得被称赞一声“仁士”。
我很厌恶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派，于是大声抗议了起来。
然而杨先生却是抛出了一个很新奇理论。
大意是说，“苦难让人成长”这句话其实是不适用于大部分普通人的，大部分普通人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尤其是经历了重大的“系统性隐形迫害导致的精神打击”后，是很难真正变强的，甚至是很难恢复成一个正常人。
他们很容易卡在受害者模式里走不出来，脑子里只会反复重复一句话：为什么是我？
当人们停在这个叙事里，大脑会持续处在威胁状态，神经系统无法恢复，旋即陷入巨大的心神内耗和自我否定状态中，
时间一长，人就废了，不但会精气神全无，浑浑噩噩一生，还会在大脑的保护机制下，从无到有地构筑出一套全然脱离于现实的世界观和残缺逻辑，并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甚至是伤害别人的行为——树人先生笔下的阿Q为什么会那么滑稽而可恨？说白了就是卡在受害者模式来走不出来的后果。
而要想挽救这些可怜人，让他们从受害者模式里走出来，该怎么做？
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赋予他们新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让大脑从创伤模式切换到成长模式……让新的“人生”，去覆盖旧的惨痛经历。（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时，人民为什么会爆发出那么惊人的力量的原因）
用我们这些文学生可以理解的文字来表述，就是“你不能选择遭遇什么，但是可以选择成为受害者还是重建者”。
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被这些人愿意接受的“血脉身份”……或许在别的地方有其它更好的载体，但在如今的东北，大抵没有给自己寻找一个与有荣光的祖宗更好的选择了。
所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种胡乱认祖的行为是在骗人，是在不尊重客观事实，
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种“欺骗”却是在救人……或许救的不是生物学概念里的“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样是在挽救千百条另一个层面的生命。
天见可怜，当这番解释从杨先生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对我的震动有多大。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那些阿Q们是真的可以被拯救的，
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原来那些原本以为只能坐在图书馆里自娱自乐的谱牒学知识，在与其它学科结合后，能从另一个所有人都意识不到的角度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
虽然最终效果我依旧持保留意见，但如杨先生所说，最起码他们是在身体力行地尝试，而不是张着两片嘴皮子光在那说。
所以那一刻，我沉默了。
第二天。
我又参观并经历了许多事，但其中最让我受到震撼的，便是亲眼目睹了一场枪毙行刑。
被枪毙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是一名普通村民，
女的身份则相对特殊，用明山队的说法，是一名军属。
她的丈夫是原水上军富锦分舰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几个月前在桦甸县牺牲。
而罪名也很奇怪，是“破坏*婚罪”和“通奸罪”。
这让我很疑惑。
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见到竟然有“破坏*婚罪”这种罪名，而且处罚的还那么重。
据我所知，如今的世道，不管是是哪个地方，丘八的实际地位都很卑微，家眷私通者、主动和离者不知凡几，也没人在乎这种事……甚至就连很多士兵自己都没那么在乎脑袋上是否绿油油，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讨老婆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连活着的丘八都没那么在乎这种事，更何况人家的丈夫已经死了，哪怕是在前清，也不径直寡妇重嫁，更何况不是已经提倡了好多年的恋爱自由么？
然而杨先生却告诉我，其它地方是其它地方，明山队是明山队，在明山队里，破坏*婚罪绝对是最重的几个罪名之一，甚至可以跟叛徒罪相提并论。
至于把该罪定的这么重的原因也很简单。
弗洛伊德曾表达过这么一个观点：性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内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