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大家也都能理解，他毕竟是先发言，还是要稳当一些。
但是很快，就有老师提出，余光中的版本错漏太多，不值得拿出来说。
其实大家都认为余光中的版本不太好，但是余光中毕竟名声在外，还是要尊重一下的，所以就没有说得太直接。
那个老师说完之后，也没什么老师附和，不过自此以后，大家也开始说一些各个版本的缺点。
张爱玲版本，跟朱观海版本，错漏少点，而且也算是各有千秋。
大家还是更多地去谈论杨翊版《老人与海》的优点，场面也比较融洽。
看到这个场面，杨翊也是暗自点头，看来他之前猜测得没错，这场研讨会就是为了给《老人与海》单行本造势的。
等都爱研讨会结束的时候，再让杨宪益他们几人写个评语印在《老人与海》上面，就齐活了，不然的话，既然是内部研讨会，为什么要特意请这几位过来呢？
不过聊着聊着，那个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韩凯忽然开口道，“我记得五几年的时候，矛盾先生作过一篇纲领性报告，他在其中提出了‘艺术创造性的翻译’理论。”
韩凯突然提到矛盾在二十几年前作的一篇报告，好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不过洪树南一下子就听明白他想说什么，洪树南笑呵呵地说道，“翻译嘛，跟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一样，要有多样性，矛盾先生的那套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了不同的解释。”
其实韩凯突然提出这个，就是想说杨翊版的《老人与海》，不够艺术性表达，太过于直白。洪树南的回答，也是委婉地告诉他，二十几年前的理论不一定适用现在。
听到洪树南这么说，韩凯眯眼笑道，“傅雷先生说过，翻译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还有钱钟书先生说过，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够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才算入得化境。”
韩凯这话一出，现场其他人眼神都变得有些奇怪。
正因为这些指导性的意见，国内五十年代后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本土化为主调，甚至很多地方沿用了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手法，力求译文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是写作。
像“godfather”翻译成干爹，“godson”翻译成干儿子，都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
不过近两年，这种情况大大好转，翻译家们也意识到一味地本土化不太好，便开始了部分的本土化，这其实就是异化法的开始，只不过异化法缺乏指导思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杨翊没想到研讨会上竟然还有人出现拆台，他看了看韩凯，对方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虽然天气已经很热，但是韩凯却还穿着一件中山装，他的这套着装，显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
看到他的形象，杨翊脑海中浮现出了《装在套子里面的人》里的主角别理科夫。
虽然大部分人都不太认同韩凯提出的这些东西，但是一时没有人出来反驳，一方面因为韩凯来者是客，又是前辈，不好得罪。
另一方面，国内关于翻译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大家都是凭着感觉来，什么异化、归化，大家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也没有定义，只知道直译跟意译。
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本土化的翻译，虽然现在大家逐渐意识到不太好，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感觉，你凭什么又说它不好呢？根本没有理论支撑。
过了一会儿，反驳的人没有出现，倒是出现了附和的人。
外语系的青年教师李进山开口说道，“我觉得韩老师说得有道理，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读起来不像是译本，因为原文读起来就绝对不会像是翻译出来的东西。我在读杨老师版本的《老人与海》时，时常需要转换思维，不然读起来实在不习惯，这个版本的优美性，也无法跟张爱玲版本相提并论。”
听到李进山的话，杨翊眨了眨眼睛，刚才他就注意到李进山了，这家伙看他的表情一直比较奇怪，原来是看他不爽啊。
杨翊思索好一会儿，也没想出自己跟李进山结过什么梁子。
事实上，他在学校人际关系简单，也没什么跟人结梁子的机会。
大概，是李进山老师真的比较推崇本土化的翻译，没有其他想法，杨翊还是愿意把人往好的方面想。
不过不管怎么样，杨翊这个时候都不会主动发言的，刚才大家夸他的时候，他都没有说话，这时候人家批评两句他就跳出来，就显得有些急了。
而且韩凯跟李进山的评论，也左右不了什么，《老人与海》单行本该出版还是出版，杨翊没有必要冒头。
但是树欲静，风却不止。
李进山自己发完言之后，又笑着对杨翊说，“杨老师，我对事不对人啊，今天是《老人与海》译文研讨会，我就只是简单说一说我的想法。你如果对我说的有不同意见，当然也可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