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6月22日，午后。
吕宋拓殖区政务大楼，这座前身是西班牙驻菲总督府的白色石砌建筑，静静地矗立在通津河（今马尼拉帕西格河）北岸的高地上。
这座建筑融合了文艺复兴晚期风格与热带殖民地的实用主义，厚重的墙壁、高耸的拱窗、以及为抵御台风而特别加固的屋顶，一切都在诉说着它曾经属于另一个主人，另一种统治。
但此刻，楼顶旗杆上飘扬的，是一面红底金星的旗帜。
那面旗在海上吹来的风中猎猎作响，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大楼门前的石阶被杂役擦得干干净净，两名身着灰色制服的哨兵持枪而立，纹丝不动。
偶尔有官员进出，脚步声在空旷的门廊里回荡，又很快被热带特有的蝉鸣淹没。
远处的通津河缓缓流淌，河面上帆影往来，有运粮的平底驳船，有载客的小型渡船，也有几艘刚刚从广东返航的贸易船，正缓缓驶向港口的栈桥。
更远处，新化城的街道纵横延伸，商铺林立，人声喧哗。
这是一座正在迅速生长的城市，一座属于新华人的城市。
大楼核心建筑那间最大的会议厅内，气氛却与周边的沉稳厚重截然不同，充满了某种蓄势待发的、近乎亢奋的张力。
会议厅宽敞轩敞，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大的黄铜吊灯，墙壁上还残留着被石灰覆盖但依然隐约可见的宗教壁画痕迹。
圣母的面容被掩盖了，圣子的轮廓被抹去了，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线条，就像这片土地上被彻底取代的旧时代。
此刻，长条形的红木会议桌旁，坐满了吕宋拓殖区各部门的主要官员：民政司、财政司、军务司、贸易司、移民司、农业司、港口与海事局……二十余张面孔，神情各异，但目光都聚焦在长桌尽头、端坐在主位上的那个人身上。
韩剑。
新华决策委员会委员、吕宋拓殖区最高行政长官。
他年近五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身材保持得很好，没有这个年龄常见的发福迹象，穿着剪裁合体的藏青色毛呢立领制服，但胸前佩戴着一枚小小的、赤金镶边的五角星徽章--这是决策委员会成员的象征，是整个新华体系里最核心的权力标识。
他面容方正，肤色是长期在热带生活后特有的浅棕色，下巴刮得铁青，嘴唇线条紧抿，显得果决而严厉。
最让人凛然的是他的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此刻正闪烁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志得意满的光芒。
会议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
“诸位，”韩剑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十指交叉放在光洁的桌面上，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金属般的质感，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对我们吕宋拓殖区而言，意义非凡。”
“东番岛（台湾）热兰遮城的荷兰使者，其来意想必大家都清楚了。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尚未正式向我新华低头服软，签署城下之盟……”
他刻意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张脸。
“但，围头湾一战，我新华舰队雷霆一击，重创郑芝龙水师，已经足够让巴达维亚那些精于算计的商人、让热兰遮城里那位维堡总督，彻底清醒了！”
他右手抬起，做了个有力的下切手势。
“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片海域，继续与我新华为敌，阻挠我们的贸易，支持我们的对手，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和平，或者暂时的休战与妥协，才是符合他们公司利益的最为理性选择。”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低低的附和声。
坐在左侧的军务司长周明德点了点头，他是当年永宁湾跟过来的老人，跟土著打过仗，跟荷兰人打过照面。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郑芝龙的失败和荷兰人的主动接触，确实让笼罩在吕宋上空数年的军事阴云骤然消散了大半。
“所以，”韩剑的声音提高了一些，语气变得更加坚定，甚至带上了一丝激昂，“综合各方情报与判断，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整个吕宋拓殖区，将迎来一段前所未有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
他身体向后靠了靠，目光更加灼热。
“这宝贵的和平窗口期，我们必须牢牢抓住，绝不能浪费。我们的核心任务，必须从应对外部威胁、巩固基本盘，转向加大力度全面开拓，夯实根基，继而谋取未来。”
“首先，”他竖起一根手指，语气斩钉截铁，“就是要彻底肃清内部，稳固基本盘。吕宋诸岛上，尤其是岷丹岛（棉兰老岛）上，以马京达瑙素丹国为首的那些土邦反抗势力，必须予以坚决军事打击！”
“他们盘踞山林，时降时叛，劫掠商旅，袭扰屯垦点，是我们腹心之患，也是我们向更南方拓展的绊脚石。”
“西班牙人当年无法彻底征服他们，除了其殖民统治残暴、宗教政策极端招致普遍反抗外，最根本的，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填充、去同化、去真正统治那片土地。”
他话锋一转，语气充满自信：“但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是不存在！”
他手指向窗外，“这里距离大明，不过数百里海路。每年，通过我拓殖区官方转运和大明民间自发，至少有数万大明百姓跨海而来。这就是我们最雄厚、最源源不绝的资本--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