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 1月的BJ，寒风卷着沙尘拍打在博纳影业的落地窗上。
于冬盯着办公桌上《长江七号》的宣传海报，周星驰那张带着夸张笑容的脸，此刻在他眼里却显得格外沉重。
桌角的日历被红笔圈住两个日期，
1月 31日，《长江七号》原定上映日；2月 6日，除夕，《误杀》定档的春节档。
这两个日期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在投资前，他好不容易通过香港制片人牵线，在尖沙咀的茶餐厅见到周星驰。
彼时星爷刚结束《长江七号》的后期制作，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在大屏幕监工特效镜头，语气里带着孩童般的兴奋：
“于老板，这片子一定能让观众笑中带泪。”
于冬当时拍着胸脯保证：
“博纳一定让它成为春节档黑马。”
可现在，他只觉得这话像个笑话。
《集结号》和《投名状》的余热还没散尽，影视圈的目光已转向春节档。
当橙子映像宣布《误杀》定档春节档时，整个行业都倒吸一口凉气，
谁都知道，李远开发春节档，还连续深耕多年，从《误杀》的前期宣传来看，悬疑犯罪题材精准踩中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更可怕的是橙子院线那张覆盖全国 25%影院的网络，以及庞大的加盟影院红利，这些都是博纳无法比拟的优势。
于冬的指尖在桌面上划出深深的沟壑。
他让助理做过票房预测，
如果《长江七号》按原计划 1月 31日上映，避开《误杀》的锋芒，或许能在春节前捞到3千万；
可一旦撞上《误杀》，星爷的喜剧号召力很可能被碾压，票房甚至有亏本的风险。
“李远这步棋太狠了。”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想起去年橙子映像的《源代码》上映时，靠口碑逆袭成为年度黑马，那种后发制人的票房曲线，至今让发行商们心有余悸。
下午三点，于冬的越洋电话打给了索尼影业的亚洲区负责人。
洛杉矶的凌晨，对方的声音带着惺忪睡意：
“于，撤档？你知道我们在东南亚的宣发物料都准备好了吗？”
于冬捏着听筒的指节泛白：
“可《误杀》太强了，我们硬碰硬没有胜算。”
对方在那头冷笑：
“周星驰在东南亚的票房号召力比李远强十倍！马来西亚的影院已经预留了 40%的排片，新加坡的预售破了纪录，你现在说撤档？”
索尼的态度很明确，《长江七号》必须在 1月 31日同步上映，
东南亚市场的投入已经超过 2000万美元，不可能为了中国内地的档期变动全盘调整。
“你们博纳要是怕了，可以减少排片，但别想让整个项目为你买单。”
这话像一记耳光，打在于冬脸上。
他知道，索尼说得没错，博纳在这个项目里只占 10%的投资份额，根本没有话语权。
挂了电话，于冬走到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
博纳的会议室里，营销团队还在为《长江七号》的宣传方案争论不休，
有人建议主打星爷情怀牌，有人主张用“外星狗萌宠”吸引家庭观众，可没人敢提《误杀》的威胁。
于冬突然觉得疲惫，他想起和华谊明争暗斗虽然激烈，却从未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
李远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单片票房有多高，而在于他构建的体系，
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放映，橙子映像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对手找不到破绽。
傍晚时分，于冬给李远发了一条短信，很快收到李远发来的短信，只有简单一句话：
“春节档见，祝星爷票房大卖。”
他盯着这条信息看了五分钟，越看越觉得心惊。
这不是祝福，好像是一封判决书。
他仿佛能想象到李远坐在办公室里的样子，手指轻点着《误杀》的密钥发行名单，嘴角挂着胸有成竹的笑。
于冬删掉回复的草稿，把手机扔在桌上。
夜幕降临时，博纳的决定传达到各个院线，
《长江七号》维持 1月 31日上映计划，同时启动双版本发行，
内地版删减 15分钟，突出喜剧元素；东南亚版保留完整剧情，强化科幻设定。
于冬知道，这是无奈之举，就像在暴风雨来临前，拼命加固船帆的渔夫。
他站在办公室的巨幅票房地图前，用红笔在春节档三个字上画了个圈。
地图上，《误杀》的覆盖区域用蓝色标注，已经蔓延到三四线城市；
而《长江七号》的红色标记，还蜷缩在沿海省份。
于冬深吸一口气，把星爷的海报钉在地图中央。
不管怎样，这场仗必须打下去，哪怕结局早已注定。
窗外的霓虹渐次亮起，映着他眼底的焦虑，也映着这个被资本和野心搅动的贺岁档余温。
……
李远的办公桌上，两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协议并排铺开。
左侧是橙子映像的落款，右侧印着米高梅的狮头 LOGO，看似平等的合作关系下，藏着“左手倒右手”的微妙，
毕竟，米高梅早已是他控股的产业。
当助理第三次确认协议条款时，李远指尖在“全球发行权”字样上轻轻敲击：
“除了内地，剩下的市场全交给米高梅。”
这步棋看似多余，实则是李远的必然选择。
橙子映像的发行网络虽能覆盖华语地区，却在全球市场捉襟见肘；
而米高梅深耕百年的发行体系，早已织成一张覆盖 86个国家的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