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用投资人的钱冒险，和父母用卖房的钱送孩子留学冒险，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很犀利，直接指向了李洲的商业逻辑。
观众席里传来一阵骚动，所有人都看向李洲，等着他的回答。
白露紧张得手心冒汗，朱莉也皱起了眉头，这确实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李洲却没有丝毫慌乱。
他笑了笑，反问道：“孙总，您投资过项目吗？”
孙宇辰一愣：“当然。”
“那您投资时，会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押在一个项目上吗？”李洲继续问。
“当然不会，要分散风险。”
“所以区别就在这里。”李洲打断他。
“我拿投资人的钱创业，投资人投给我的只是他们资产的一部分，他们做好了亏损的准备。”
“他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受影响。”
“但父母卖房送孩子留学，是押上了全部身家，是孤注一掷。这两者能一样吗？”
孙宇辰立刻反驳：“但投资人也是真金白银！他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我要对投资人负责，”李洲的语气严肃起来。
“我要用专业的态度做商业计划，要控制风险，要定期汇报进展。”
“而一个让父母卖房送留学的孩子，他需要对父母负责吗？他需要做留学计划书吗？”
“需要定期向父母汇报学习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吗？大多数情况下，没有。”
“投资是理性的，有契约，有约束。”
“而亲情付出往往是感性的，没有契约，只有期望。”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一个是在可控风险下的商业行为，一个是在不可控风险下的情感赌博。”
掌声再次响起。
李洲这个类比太精准了，直接把两个看似相似的行为本质区别剖析得清清楚楚。
但孙宇辰显然不打算就此罢休。
他换了个角度继续攻击：“好，就算如你所说，这是风险问题。”
“那么李总，您不觉得您太悲观了吗？您只看到了失败的可能性，为什么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性？”
“多少留学生回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我没有否认成功的可能性，”李洲平静地回答。
“我只是认为，不应该用整个家庭的命运去赌一个人的成功。”
“孙总，您知道华夏留学生每年的辍学率是多少吗？”
“知道有多少人因为适应不了国外环境而患上心理疾病吗？知道海归变‘海待’的比例有多高吗？”
他一连串的问题把孙宇辰问住了。
这些数据孙宇辰确实不知道。
“我来告诉您一些数据，根据教育部统计，华夏留学生中，能进入世界前100大学的不超过30%。”
“这些学生中，毕业后能留在国外找到正式工作的不到一半。”
“回国的那一半，起薪中位数是8000元人民币，而留学四年的总花费，平均在150万到200万之间。”
他看向孙宇辰：“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如果去不了顶尖学校，毕业后大概率要回国，找一份月薪八千的工作。”
“他要工作多少年才能赚回留学的钱？十五年？二十年？”
“这期间，他的父母在租房住，在节衣缩食，孙总，您觉得这值得吗？”
现场鸦雀无声。
这些数据太残酷，直接撕碎了“留学即成功”的美好幻想。
孙宇辰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他还是强撑着反驳：“数据是冰冷的，但人是活的！总有人能脱颖而出！”
“对，总有人能脱颖而出，”李洲点点头。
“但那是小概率事件，用整个家庭的命运去赌一个小概率事件，这是理性决策吗？”
“孙总，如果您是投资人，您会投资一个成功率只有10%的项目吗？”
“我...”孙宇辰语塞。
“您不会。”李洲替他说完。
“因为您是理性的投资人，那为什么在留学这件事上，大家就变得不理性了呢？”
“因为披上了‘亲情’和‘爱’的外衣，就可以不顾风险了吗？”
这番话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每个人心上。
马东适时地插话：“李总这番话确实发人深省，王校长，您有什么看法？”
王校长无所谓道：“我觉得你们吵得有点累，其实很简单，有钱就出去，没钱就别出去，非要卖房出去，那是脑子有问题。”
这话说得糙，但理不糙。
观众席里传来一阵笑声。
李洲接过王校长的话头。
“但问题就是，很多人分不清‘想出去’和‘能出去’的区别。”
“他们被‘留学光环’迷惑，觉得只要出去了就能改变命运，却忽略了背后的代价。”
“我认为年轻人真的想留学，先问问自己：我的能力够吗？我了解国外的真实情况吗？”
“我有除了留学之外的其他选择吗？如果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你可以去。”
“但如果只是为了逃避国内竞争和内卷，或者为了所谓的海归光环，那我劝你三思。”
“因为这些光环不是一直都是管用的。”
“现在国内的大企业录取的国内985、211院校的比例已经超过一般的海归学子。”
“我更想对父母说，爱孩子，不是为他牺牲一切，而是帮他成为独立、负责的人。”
“卖房送他出国，可能不是帮他，是害他。因为你让他背负了本不该他背负的重量。”
掌声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