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报了一个数字，军费开支超过十七亿日元，其中绝大部分由日本自筹，英国政府提供了约一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对战争期间的财政帮助不小，但大头还是日本自己扛下来的。
“死了多少人？”宗元又问。
军部的人站起来，念了一串数字。陆军阵亡加伤员，加上病死的，接近八万。海军阵亡加失踪，超过一万人。这些数字念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十七亿日元，九万条人命。”宗元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换来了库页岛南部，旅顺、大连，还有南满铁路。这笔账值不值，以后才知道。但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就算打赢了，国家也吃不消。打败了沙俄，周边环境已经没了危险。接下来，重心要转到经济上来，不能再把银子往军队里扔了。”
他让财政部着手制定一个为期五年的经济恢复计划，重点放在三个方面：第一，利用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港口发展对外贸易，将满洲的粮食、大豆、煤炭运回日本；第二，开发库页岛南部的森林和渔业资源，建立造纸、木材加工和水产加工业；第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工矿业，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和政策扶持。
1905年的世界经济并不太平。欧洲各国陷入生产过剩，钢铁、煤炭、纺织品堆积如山。各国政府竖起关税壁垒，互相限制。德国人造军舰，英国人填补布尔战争的财政窟窿，法国人在摩洛哥与德国扯皮，俄国人战败后国内动荡。列强自顾不暇，日本这时转向国内经济，不去国际市场上抢生意，他们求之不得。
宗元很清楚这一点。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他立即让人起草了《战后经济恢复纲要》，提交内阁讨论。核心思路是用战争期间建立的工业产能转过来搞经济建设——满洲的铁路要运营，旅顺、大连的港口要运转，库页岛的森林要砍伐，朝鲜的粮食要运回来。
议会审议时，有人担心政府伸手太长会挤占民间资本，有人顾虑满洲局势不稳。宗元等所有人说完，走到发言台上：
“诸位，战争打了十八个月，花了十七亿日元，死了九万人。现在仗打完了，我们拿到了库页岛南部、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朝鲜也完全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不是战利品，是资产。资产要经营，要产生收益，要反哺国民。南满铁路要并入我们的运输体系，旅顺和大连要成为对大陆贸易的门户，库页岛的林业和渔业资源要系统开发，朝鲜的粮食要稳定供应日本市场。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政府的规划和投入，也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战争时期我们靠国债和增税支撑军费，和平时期就要靠产业收益来还债、减税、改善民生。这就是接下来五年、十年要做的事。”
台下掌声响起，纲要最终通过。
各项工作随即展开。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在东京挂牌，运营从旅顺到长春的铁路线。满洲的粮食、大豆、煤炭通过铁路运到大连，再海运回日本。库页岛南部设立桦太厅，开发森林和渔业资源。朝鲜总督府换了新班子，整顿财政和交通。
战争期间膨胀的工业产能开始转向民用。造船厂改造商船，兵工厂生产农具和机械零件，纺织厂日夜不停，棉布、丝绸、毛呢价格回落。
日本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大部分军费通过国内公债和增税筹集，战后财政压力不小但远未崩溃。英国的一亿日元无偿援助起到了缓冲作用，加上战利品和新增资产的运营收益，经济迅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宗元在预算报告上把军费砍掉一大块，挪到了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上。
1906年的春天来得早。东京樱花盛开，战争结束半年多，城市正一点点恢复。电车恢复正常班次，商店橱窗琳琅满目，工厂烟囱冒烟，码头堆满出口货物。人们脸上的表情不再紧绷，有人在茶馆聊天，有人带孩子逛公园。
渡边胜太郎从满洲回来后，被任命为海军军令部部长。他写了旅顺海战的详细报告，建议继续扩建海军。宗元看了很久，批了四个字：“量力而行。”
土方岁义从奉天回来后，交接了陆军事务，回到东京休养。战场上的事，他不怎么提了。
柳生十兵卫每天坐在廊下剪松树。阿雪泡茶，阿常做点心，收音机里的新闻，院子里的枫树——填满了他的日子。宗元来看他，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宗元起身时，柳生说一句“路上小心”，继续剪他的松树。
收音机里的新闻一天比一天让人安心。工厂复工，铁路通车，港口开放，对外贸易数字增长，老百姓米缸里有了米。播音员的声音带着平静的喜悦，不是战争时期的亢奋，而是踏踏实实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感觉。
有人问宗元，战争打赢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想了想，说：“不是库页岛，不是旅顺，不是南满铁路。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日本不好惹。这就够了。不过，光让人知道不好惹没用，还得让人知道，我们不光会打仗，还会过日子。”
窗外，东京的春天正浓。樱花花瓣在风中飘落，铺满街道。电车叮当开过，车厢里挤满了上班的职员和上学的学生。远处，工厂烟囱冒白烟，码头传来轮船汽笛声。
这座城市，在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正以一种不紧不慢的速度，重新活过来。
三月底，江户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更猛。
连着五天，雨没有停过。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春雨，而是瓢泼似的往下倒，天像是被捅了个窟窿。街道变成了河道，积水漫过膝盖，木屐漂在水面上打转。下町的低洼处，河水漫过堤防灌进了居民区，一夜之间，几百户人家泡在了水里。
宗元在凌晨接到报告，立刻让内务省和警视厅组织救灾。救援队划着船进出灾区，把困在屋顶上的人接出来，把老人和孩子转移到高地。临时避难所在几所学校里开设，被褥、饭团、酱汤一批批地送进去。
雨停了之后，积水慢慢退去，留下满街的淤泥和垃圾。卫生部门派人撒石灰消毒，防疫队挨家挨户检查，防止痢疾和伤寒爆发。宗元在救灾报告上批了字，从国库拨出一笔钱用于灾后重建，要求受损房屋在一个月内修复完毕。
洪灾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完，地震又来了。
四月初的一个清晨，大地忽然颤抖起来。先是轻微的晃动，然后猛地一抖，窗户玻璃哗啦碎了一地，墙上的挂钟摔了下来。宗元从床上坐起来，房子还在晃，书架上的书噼里啪啦往下掉。他抓起床头的外套，快步走出卧室。
晃动持续了十几秒，停了。
警视厅的电话随后打来，报告了初步情况。震中在江户北郊，震级大约六级。倒塌的建筑不少，最严重的是北区的一所小学，校舍整栋塌了，孩子们被压在瓦砾下面。
宗元放下电话，脸色铁青。
那所学校是三年前建的，用的是新建材，不该塌成这样。他问了一句：“那所学校，谁验收的？”身边的人查了记录，报了一个名字——建设省的一名课长，负责北区学校建设工程的验收。
宗元没有说什么，穿上外套出了门。
柳生十兵卫的宅子在城西，没有受到地震影响。宗元到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廊下喝茶，收音机里播着地震的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急促而沉重，报告着伤亡人数和受灾情况。
柳生放下茶杯，看了宗元一眼。
“听说了。学校塌了，孩子死了。”
宗元站在廊下，没有说话。
“三年前建的学校，六级地震就塌了。”柳生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过来。“北海的老房子，住了三十年，风吹雨打，地震来了也没倒。三年前建的学校，用了什么材料，谁验收的？”
宗元低着头：“查清楚了。”